元丰元年二月，苏轼的抗洪事迹以及增筑木堤的建议获得朝廷的恩准。

朝廷下旨赐钱二千四百一拾万，组织民夫四千余人，苏轼又从常平仓里支取了六百三十四万钱，一千八百余斛米，再招募民夫三千余人，改筑了外小城，修建了木桩加固的堤岸四处，分别在天王堂之西、彭城楼之下、上洪门西北与大城的东南角，此前取土的十五个大坑悉数被填平。

没过多久，澶州灵平埽建成，大水已不再泛滥。

苏轼认为，黄河一般五六十年决堤一次，而徐州正处于汴河与泗水的最下游，州城前后二百余里都有高山的阻挡，一旦发水，水势深且极难消退。于是，就借着皇帝赐诏之际，将这些情况记录下来刻在石碑上，以告诫后世的徐州百姓。

做完这一切，时任北京（宋时大名府为北京）国子监教授的黄庭坚给苏轼寄来了自己的书法及古诗两首。

黄庭坚为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幼年便聪颖过人，读书数遍就能背诵。他舅舅李公择到他家，取架上的书问他，他没有不知道的。舅舅非常奇怪，以为他乃千里之才。

苏轼第一次看到他的诗文，就以为他的诗文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世上好久已没有这样的佳作。有了苏轼为之站台，他的名声开始震动四方。

有一次，苏轼作了一首《春菜》诗，其中有“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并发脱。”之句，意思是说，自己家乡的春菜是那么的富足，明年不如弃官归乡去尽享美味，不要再等到齿摇发脱之时。

黄庭坚的和诗是这样说的，“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青衫诚可脱”，苏轼得诗后大笑，对身边的亲朋说，我原本就不愿意做官，今天应该依照黄鲁直的建议以苦笋之美味硬差致仕了。

苏轼与黄庭坚一生唱和无数，而这是二人的首次诗词唱和。

这几天，传来了老朋友孔宗翰要罢京东路提刑改知陕州的消息，苏轼听说后，不免觉得要为他写点什么作为送别之辞。

突然，苏轼想起了他在离密之时，继任者孔宗翰就曾以《虔州八境图》向自己求诗，自己一直无暇为之，此时也该还上这一文债了。

虔州，此名今已不存。

绍兴二十三年，校书郎董德元以“虔”字为虎头，虔州号“虎头城”，绝非佳名，奏请朝廷改名，遂诏改虔州为赣州（取章、贡二水合流之义，且保留虔字的底部“文”，故称为赣），赣州之名始此。

虔州原辖南康、大余、上犹三县另置南安军，治所在大余。

宋仁宗嘉祐年间，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翰知虔州，鉴于“州城岁为水啮，东北尤易垫圮”，于是“伐石为址，冶铁锢基”，以阻挡水灾的侵扰，从而解决了全城百姓的后顾之忧。一日，孔宗翰登上楼台，放眼望去，只见一派大好河山，不由心旷神怡，创作的冲动油然而生，于是利用闲暇之余，创作了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虔州八境图》。

之后，他又在龟角尾城墙上筑起了石楼，后称“八境台”。

八境台原为石楼，因郡守孔宗瀚筑台后绘制《虔州八境图》，并以图求诗于苏轼而得名，孔宗翰将图与诗都刻于石楼上，石楼因此而得名“八境台”。

熙宁十年，苏轼由密州改知徐州，孔宗翰接任密州，正值苏轼离别之前，孔宗翰便将自己之前绘成的《虔州八境图》出示，请苏轼按图题诗，以便寄回虔州，镌刻于石，以图永存。由于多种原因，老孔的这一愿望未能如愿。

直到今天，老孔就要出知陕州了，苏轼不得不打开这些画作，逐一观赏，只见此地确实风光旖旎，妙不可言，犹如人间仙境，于是欣然作诗八首并序，题于图上以志其景象。

至于孔宗翰所作的《八景图》，苏轼初看时仅见石楼，何谓八境？

不过这也难不倒苏轼，他把在石楼上看到的日头“其旦如盘、其中如珠、其夕如破璧”称为三境，再把石楼在寒暑、朝夕、雨旸、晦冥中的不同景象称为四境，还有观赏者在坐作、行立、哀乐、喜怒之时所见石楼的不同又称为四境，这样一算还远远不止“八境”。

这是苏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城市八景”的概念，形成一组旅游胜境，为后世模仿，如今天的燕山八景、泸城八景、西湖八景、台湾八景等，不失为中国旅游文化的一个里程碑。

八景图的诗题完后，孔宗翰着人将诗镌刻于虔州石楼，“虔州八景”及八境台由此名扬天下。

如今的八境台，位于赣州市城北章水和贡水合流处的赣州市北八境公园内，俨然成了赣州古城的象征。

不曾想，十七年后的绍圣元年，苏轼被贬至惠州。当他南迁过虔州时，得以遍览所谓八境者，觉得自己此前的八首诗未能道出“虔州八境”之万一。此时，孔宗翰已经故去，苏轼所作的诗文石刻也已经不在了，南康的士大夫们就又请苏轼重新作书，戴罪的苏轼不想违背了老朋友孔宗翰的意愿，只好重新书之。

这是后话。

苏轼在徐州任上时，除了担心来年的水患之外，总体上倒也清静无为，优哉游哉。大表哥文与可在苏轼看来身怀大才，但始终未获重用。

除了为大表哥抱不平外，苏轼安慰文与可说，你虽然暂时失去了在洋州做地方州官的快活，在京师还有着生活费用上的困扰，但不用再看上级派下来的使者的嘴脸了，这样一算，总体上还算有得有失。

在徐州水患之时，苏轼曾前往本州的乾明寺，去求助于真寂大师的灵位，十日后洪水果然退去。

苏轼就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将真寂大师追赠为灵慧大师法号，追赐其塔为灵慧之塔。

所以，在唐朝就已坐化的真寂大师，越过了五代十国，于宋时在苏轼的举荐下又被赐以新的法号。

某日，苏轼与京东东路的将官梁交到傅裼家喝酒，傅裼官国子博士，时任徐州通判，傅裼这个人来头也不小，是原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燕肃之外曾孙。

当时，燕肃以能够创制奇巧器物而名闻天下，他曾经制作过一个莲华刻漏（中国古代的计时器。漏是指带孔的壶，刻是指附有刻度的浮箭），世人都叹服它的精巧。凡是燕肃所任职过的州郡，都要造上一个这样的莲华漏。人们只敢使用此物，但无人敢去改造它。

当时的徐州府，用的是盲人卫朴研制的刻漏，盲人看不见，所以卫朴所制的刻漏就没有漏箭。这在当时是个奇葩，使用时需要让守漏之人待水满之后，将水放掉重新加注，所以人们都说这种刻漏太内个啥了。

正好，通判傅裼对其先燕肃的制造刻漏之法较为了解，于是就改造了徐州府衙里的刻漏。刻漏改造完成后，傅裼顺势请苏轼给此漏写一篇铭文。

所以说，一顿酒引发出来了一篇铭文。

苏轼在铭文中，无非是将漏箭比作是官吏们仕途的沉浮之状，告诫那些当官者要像水中的浮箭一样，永远保持平衡。降职时不要感到耻辱，而升职时也不要感到骄傲。

京东西路提刑长沙（今属湖南）人孙颀（字景修，号拙翁），前几天因为有公事巡部自应天府来徐州，这段时间，苏轼本想前往拜访孙颀的，但由于正在陪同到访的老朋友李公择，所以没有前往。

正好这次孙颀前来，苏轼做好了迎接的准备，还想邀请孙颀同提点刑狱商讨一些事情。

对于徐州的水患，苏轼听说上游的决口处始终无法彻底堵住，就趁给大表哥文同写信的机会，向他又倾诉了这一苦恼。

虞部员外郎王正路之次子王迥，世传此人曾与仙人周瑶英一起游过芙蓉城。此时，王迥的两个族弟正在师从于苏轼，所以得以与苏轼认识。

苏轼就询问了这件事，待此人讲完了他与仙人游览仙界的故事后，就连苏轼也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作了一首《芙蓉城》诗。

王迥，字子高，本为赵州人，因娶江阴巨室之女，遂占藉江阴（今江苏无锡代管县级市，简称澄，因地处“长江之阴”而得名）。也正是由于苏轼的这首《芙蓉城并叙》，历代的文人骚客才把当今“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所在的江阴市称作“芙蓉城”。

到了春日，为害的水患刚退，大旱又至。

苏轼祷雨于徐州城东二十里的石潭，当地父老皆云，此石潭底下与泗水相通，所以潭水与泗水的清浊变化一模一样，并且还常见潭水中有河鱼出现。

逢此大旱，依照唐朝刘禹锡的说法，每逢大旱之年，将一虎头置于龙潭之中，这样一来，潭中将会龙虎相击，其势必斗，则可以兴风雨。刘禹锡曾信誓旦旦地说，以前每遇岁旱，多尝试此法，屡屡应验。

于是，苏轼就援引此法，并郑重地作下青词，到石潭祷雨。

结果还真的应验了，苏轼作了《起伏龙行并叙》诗以记。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蒨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正式到石潭谢雨之时，苏轼依然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还作了这首《浣溪沙》词。

工部尚书陈希亮之子陈慥，家住龙丘（即今湖北武汉新洲区三店街），此人狂放不羁，傲视世间，视荣华富贵为粪土，尽管是官宦之后，不坐车，不载官帽，和我们今天爱摆架子，摆谱的人不一样。隐居龙丘。当地人不知道他的来历，就叫他“方山子”。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期遇上陈慥，两人成为了好友。

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别号龙丘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隐士。其父陈希亮陈公弼曾是苏轼在凤翔府的上司，成语“河东狮吼”的典故即出自陈季常和其妻子柳月娥的事迹。

苏轼在凤翔作签书判官时，遂与季常相识。后陈氏移家洛阳，苏轼被贬黄州后，小陈还数从之游。陈季常藏有《朱陈村嫁娶图》，苏轼曾在此画上题过诗。如今，由于苏轼要到徐州下辖的萧县去劝农，正好又来到这个朱陈村与临近的杏花村。

朱陈村全村仅朱、陈二姓，世为婚姻，唐时的白居易也曾有诗咏过其事。

因为该村离县署较远，因此官事极少，另外处于深山，民风极为淳朴。由于民安其土，加之并无羁旅行役之苦，所以此地的山民亦多长寿。

见到了朱陈村，又想起了老朋友陈季常，睹物思人，抚今追昔，可令苏轼感慨的是那种悠远的淳朴之风已被打破，“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