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元年（1078），朝廷下诏割西路的齐州为京东东路，把本属于东路的徐州改为京东西路。王克臣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鲜于侁为京东东路转运使，李察为京东西路转运判官，孙颀为京东西路提刑。

正月十八，朝廷又下诏，奖励苏轼徐州的防洪有功。看来，去年的京东路安抚使的上书为苏轼请功已经奏效。

徐州府里的盐监官章楶（音杰），字质夫，建州浦城（今福建南平市下辖县）人，在废弃的盐监里作了一座思堂，苏轼给作了一篇《思堂记》。

关于盐监官的身份之特殊，我们需要在这里作以描述。

在宋代，“盐监官”可是极霸气的存在，受到上至朝廷，下到商人以及黎民百姓的争相追捧，甚至为了它，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牺牲自己的性命。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宋朝的历代皇帝，都对这粒盐很重视，推崇“有盐，则国富”的理念。认为它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是兴国富民的战略物资，是强国、称霸的坚实保障。

地方上，由护宝都负责管理盐的生产，重要产盐区，朝廷还会直接委派盐监官对盐的生产进行管理。职能划分上，由发运史负责管理盐的运输，由库务监督官负责管理盐的仓储，由催监官负责管理盐的销售，由帐监官负责记录盐税收入。

由于苏辙的长女已嫁给了表哥文与可的季子（第四子）文务光，所以此时苏轼在给大老表写信时，就称呼为文同为“文与可学士亲家翁阁下”了。

苏轼在信中对表哥说，自己从前同事、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的书信中得知，表哥如今身体不适，容貌有些清削，自己非常挂念，望表哥多多注意身体。表哥长久以来道气充足，小病不能近身。只是自己这几年也是小病不断，知道是年龄增长的缘故。希望表哥慎重选择医生和医药，尽力摆置，最好艾灸一下，会好得更快！

文与可给苏轼还寄来了自己画的《偃竹图》，苏轼觉得真是绝世之冠。我们知道，文与可得墨竹，就是放到今天也绝对算是无价之宝。

在徐州的大水过去后，苏轼认为，水退城未淹，只是暂时得以保全，以后怎么办？本来向朝廷反映的想在徐州城外建造防水的石岸，但上头迟迟没有回音。

如今，苏轼又召集当地官民共同商议后，决定建造成本便宜一半的木堤。

这一方案上报朝廷后，苏轼又开始央求老朋友刘攽及其侄子刘奉世，想让他们在朝中疏通一下关系，以促成此事。

其时，刘奉世正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在众多馆职中，集贤校理不属于高等官职，但为正馆职，“中书五房检正公事”是辅助宰相处理公务的人，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长。

最后，苏轼的提议被朝廷恩准，也许是刘氏叔侄的通融起了作用，也未可知。

在平日，苏轼的迎来送往还是不断的：

京东西路转运判官李察（字公恕）要进京述职，苏轼兄弟均作诗以送行。

张方平之子张恕，“美才而好学，信道而笃志”，乐全先生子名之曰恕，而其学生苏轼依据先生之意，取其字曰“厚之”，又曰“忠甫”。且释之曰：事有近而用远，言有约而义博者，渴必饮，饥必食，食必五谷，饮必水。此夫妇之愚所共知，而圣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恕也。

张恕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益斋，“愿君书此诗，以为益斋铭。”苏轼还为小张的书斋作诗为铭。

近几年，神宗皇帝曾两次到南郊祭祀，祭礼告成之时，下诏恩泽天下的万物生灵，所以苏轼的亡父苏老泉就由太子中允赠太常博士加封为尚书都官员外郎。

苏轼觉得这是件光宗耀祖之事，理应与弟弟苏辙赶回老家，在父亲的坟茔前敬告天子的恩命，无奈自己兄弟二人都有公事在身，不便请假去处置此类私事，所以只好派人带上圣旨两卷，选择黄道吉日，到家乡召集所有的亲戚族人，当面焚烧，以告父灵。

想到这些，苏轼望着西蜀的方向，不由得涕泪交加。

元丰元年闰正月十七，孙固同知枢密院事，苏轼写了贺启。

孙固，字允中，号和父，郑州管城（今河南郑州）人。神宗即位后，先后被擢为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枢密直学士、开封知府，迁太中大夫、枢密副使，迁观文殿学士。哲宗即位后，拜门下侍郎、复知枢密院事，累官右光禄大夫、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官至宰相。

仅仅过了七天，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火家、前宰相曾公亮病逝。

曾公亮这位官员军火家（很特别），其著述的《武经总要》中记录了引火球、蒺藜火药、毒药烟球三种火药配方。从这种火药配方中的组配比率看，已同近代的黑火药相接近，具有爆破、燃烧、烟幕等作用。

曾老先生的这些世界上最早的火药制造配方，被军事家们制成了火器应用于古代战争，为我国第一批军用火器的发明和制造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中国和世界的火器发展史和军事技术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成为世界上许多研究兵器的史学家的珍贵资料。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曾公亮老先生的逝世，不仅是北宋政坛上的损失，同时也是古今世界军火史上的巨大损失。

南都（即宋时的南京，今商丘）人陈怀立，善于传神，也就是在尚没有照相机的年代很会为人画像，且画得极为传神。

关于人物肖像，苏轼一直信奉顾虎头（东晋画家顾恺之小字虎头，故称，后因顾恺之的名气亦借指画家）的说法，那就是：画人物肖像，关键在人的两只眼睛，其次是面颊。

为了证实这种说法，苏轼曾经在灯下扭着脸，将自己脸颊的影子印到墙上，然后让人将面颊的轮廓在墙上描出来。描出来之后，虽然不见眉目，但看见的人都会忍不住发笑，都能从影子里看出来这便是苏轼。

所以苏轼就认为，脸盘与眼睛像了，其他就没有不像的，眉毛、鼻子与嘴巴都只是增加细节的润色以便更像而已。

另外，苏轼还认为，自古以来画肖像，都是让人穿戴整齐、危襟正坐，人物板着脸故作矜持状，这样就难以显露出此人的天性。不如让画师混在众人中暗中观察人物的自然举止，那样画出来的人物也许会更加的生动与精准。

苏轼在徐州担任太守，结识了当地的名士郑仅。

郑仅，字彦能，元丰元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名府司户参军，也就是俗称的“户曹”，因此朋友们又称郑仅为“郑户曹”。

郑仅家境并不富裕，但他热情好客，对朋友颇为豪爽大方。获悉他将去北京任职，苏轼专门写诗数首《送郑户曹》，诗中有“羸僮瘦马从吾饮，陋巷何人似子贤。公业有田常乏食，广文好客竟无毡”之句，意为郑仅才学品德堪比孔子的学生颜回，但平时出手大方，经常请朋友饮酒，所以落得个“羸僮瘦马”的境地。

在苏轼看来，郑仅其实比颜回还要清贫，可以与东汉的郑太、唐代的郑虔比肩。郑太广交各路豪杰，家中虽然有田四百顷，却常食物不足；郑虔才名轰动京华，家里却连块可招待客人的坐毡都没有，连买酒都要朋友周济。

对清贫如斯却怀才不遇的郑仅，苏轼自然惺惺相惜，所以为他写下了多首送行诗。情之真挚，以至于多次被现代的高考语文试卷所引用。

在徐州任上，早年深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苏轼还常到徐州城西二里的云龙山上去拜访隐士张天骥，并每每在此大醉而归。

徐州城的大水退去之后，作为州守的苏轼，还想着怎么增筑徐州城，想在城池的周围筑以木堤以防来年的水患。在苏轼心中，增筑后的堤岸必须要做到三个方面，即“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而民不溃，水既去而民益亲”，其务实为民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寒食日这天，苏轼的老朋友李公择自齐州任上罢任，转而出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南下赴任的李公择取道徐州，专程来拜会苏轼来了。

谁知，苏轼刚好因亲往监督增筑堤岸的公事外出，李公择并不着急，挥笔作下三首诗给苏轼，苏轼得诗后一刻不停立马返回。

“从来苏李得名双，只恐全齐笑陋邦。”这是苏轼次韵李公择的诗，诗中将自己与李公择与汉朝的苏武、李陵，唐朝的苏味道、李峤等“苏李组合”相提并论，可见苏轼与李公择不同寻常的交情。

李公择这个人绝不是一位只会吟诗的酸文人，相反，他为政既能“通疏适变”，又能宽严有度。

治理齐州（今山东济南）时，齐地一向多盗贼，李公择严加治理，可还是屡禁不止。一天，一名惯犯落网，李公择询问齐州盗贼大量被捕却屡禁不止的原因，那个盗贼回答说，这是由于富裕之家为他们作掩护的缘故。假如使盗贼自相为甲乙，而管理巡捕上门搜查，捉住一个窝藏犯予以重罚，借此杀一儆百，这样不久之后，就可以没有盗贼之患了。

李公择思考之后，便下令凡是窝藏盗贼的，一律发屋破柱，拆除其房屋。没过多久，齐州当地盗贼就绝迹了。

而李公择在江夏、吴兴等地任职时，却是为政宽简，黎民百姓与各级官吏都相处和谐，生活安乐，州郡也能得以大治。

李公择的到来，竟使城外督役的苏轼闻讯即回，“半道已逢山简醉，万人争看谪仙来。”苏轼更是将老朋友李公择比作是“谪仙”。我们知道，苏轼的弟子一直都是将自己的老师看作是“谪仙”的。

接下来，苏轼大摆筵席，宴请了这位老朋友，还把此举看成是“一洗儒生酸气”。这次相会，在苏轼眼中，正是：

良辰易失，四者难并。故人相逢，五斗径醉。况中年离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间。时乎不可再来，贤者而後乐此。恭惟提刑学士，才本天授，学为人师。事业存乎斯民，文章盖其余事。望之已试于冯翊，翁子暂还於会稽。知府学士，接好邻邦，缔交册府。莫逆之契，义等於天伦；不腆之辞，意勤於地主。力讲两君之好，可无七字之诗。欲使异时，传为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