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厂家直销，去掉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湖南的气候土壤、地形地貌也比较适合种植茶叶，只是品质略微逊色于淮南茶、川蜀茶，之前在民间亦有小规模种植。在品尝到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后，高郁建议马殷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开放茶禁。茶叶与盐铁一样，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受到官府的严格管控，通俗的说法就是国家垄断经营。民间贩私茶跟贩私盐一样，都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可判死刑。在高郁的建议下，马殷解除了湖南境内的茶叶禁令，允许民间自由种植、买卖，只需向政府上缴一部分茶税即可。在政策的支持下，湖南人民大面积种植茶叶，湘茶产量爆炸式上升，迅速在全国市场中挤占了绝大多数份额，湘茶远销全国各地，而各地茶商更是纷纷涌入湖南，抢购湘茶。杨行密去世后，杨渥袭位，爆发了“淮楚之争”，此前我们只是从政治角度去剖析，如今，我们将站在另一个维度，以经济、金融视角审视这场战争：简单说，马殷通过制造紧张局势，使得淮楚尖锐对立，从而将淮南茶挤出由湖南主导的全国茶叶市场。用政治矛盾、军事冲突来掩盖贸易战。马殷集团政治、经济双丰收。这就是贸易战的魅力，它隐秘无形，却时常左右大局。常常成为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幕后黑手。湘茶成功取代淮南茶，马殷悄无声息地构筑了一个茶叶帝国，他获利情况呢？答曰：每年N个小目标！史籍记载：“岁入凡万万计。”每年赚好几个亿！然而高郁的鸿鹄之志岂止是几个亿？这只是他金融大战略下的重要一步而已，接下来，才是高郁的开挂、高光时刻：第三步，铸铅铁钱。湖南地区盛产铅、铁，而少铜。于是高郁建议马殷限制铜钱的流通，铸造铅钱、铁钱，作为法定货币。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全世界。道理很好理解，设想一下你家合法地拥有并可以使用一台印钞机……但是，要想利用好铸币权、向人民收铸币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当权者都把印钞机的意淫付诸实践，疯狂印钞，最终导致货币泛滥，政府信誉崩塌，经济彻底瓦解，最终自食恶果。要想利用好这台印钞机，就必须解决一个基本问题：货币背后的抵押物。比如，是以贵金属为抵押的金本位、银本位？还是以国债、外汇做抵押？高郁要想以铅铁钱取代铜钱，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早已在上一步就完美解决了：“茶本位”，绸本位。在几乎垄断了全国茶叶贸易之后，高郁又建议马殷修改税法，要求百姓“用帛代钱”缴纳赋税，而此前湖南地区同样不是丝绸的主产地，在政策的鼓励下，湖南人民一面种茶，一面种桑养蚕纺丝。在古代，布帛就是货币，与铜钱一样。马殷鼓励百姓养蚕纺丝，就等于全民印钞。而茶、帛是国际硬通货，跟黄金白银一样，不仅在中国畅行无阻，在周边各国、游牧部落也是公认的有价商品。有了充足的硬通货做抵押，又有了广阔的市场，从理论上讲，无论马殷发行何种形式的货币，铅钱也罢、铁钱也罢、哪怕是纸币，都会获得成功，而不用担心出现货币滥发、通货膨胀等恶性后果。各地商人在湖南倾销了商品，得到了一堆铅铁钱，而这种货币又只能在湖南境内流通，其他地区不予认可，商人们就只能购买湖南的商品，把商品带到其他地方销售。如此一来，极大地拉动了湖南经济，不仅仅是茶叶贸易发达，其他各种商品都变得极为畅销。湖南一跃成为五代时期商业最繁荣的地区，民富国强。一直到了宋朝，湖南的茶叶产量都稳居全国第一，特别是潭州、岳州，霸占第一、第二位。终两宋时期，湖南的经济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些都是高郁在唐末、五代打下的坚实基础。后世史官不禁感慨，说马殷之所以能在极短时间内崛起，屹立于藩镇之林，上邀中央朝廷之封爵，下与诸藩争霸称雄，“郁谋居多”。也正因高郁对南楚做出的突出贡献，高郁也成为其他势力的眼中钉，处心积虑要搞掉他。李存勖灭后梁，马殷派遣儿子马希范赴洛阳朝觐。李存勖问马希范道：“洞庭湖有多大呀？”这句话显然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割据政权的威胁和试探。马希范谦卑的回答道：“车驾南巡，才堪饮马尔。”没多大，也就刚够给王师的战马解渴。这番对话被清朝诗词家曹贞吉引用，“试问洞庭深几许，春水才堪饮马。”——《贺新凉》李存勖非常高兴，于是顺水推舟，爱抚着马希范的后背，夸赞道：“我常听人说，湖南早晚必被高郁夺取。但马殷生了这么一个聪明机智的好儿子，那高郁还如何得手啊？”以这种拙劣的手段离间高郁。人都爱听恭维的话。马希范信以为真，回来之后就如实禀报父亲马殷，说高郁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连洛阳那边都妇孺皆知了。建议将高郁诛杀。马殷听完之后“哈哈”大笑，说：“这是李存勖处心积虑地给咱下套呢！他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而忌惮高郁帮我完成霸业，从而成为他的劲敌，所以使用挑拨离间之计，想让我重现后梁罢王彦章兵权的蠢事。你牢牢记住，杀了高郁，就是落入了敌人的圈套，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李存勖与南楚的势力范围并不直接接壤，且双方的实力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即便这样，李存勖也未雨绸缪，阴谋搞掉高郁，以消除未来的隐患，那么与南楚毗邻的荆南高季昌，自然也不会对邻居家的这位鬼才谋士熟视无睹的。事实上，荆南高季昌不遗余力地离间马殷与高郁的君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