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毅豪躺在床上，见到两个美少女老婆安静的入睡了，不过他却怎么也无法入睡，要知道，现在他已经牵涉进了厦门赖家，后面的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而且他还想得到赖昌星的那几百亿人民币，所以就要更加的小心，布局一定要万无一失，他躺在床上，想着重生之前在公司无聊的时候，也在网上找个远华案件的一些资料：赖昌星的倒台，完全是源自一封举报信，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全国打私工作会议以后，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接受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的建议，开始大规模地销毁走私证据。远华集团营运迟滞起来，许多达官贵人为避嫌疑，减少了与赖的接触，红楼门前开始车马零落。

一九九九年春节后，北京有人告知赖昌星，中央接到远华走私的举报信。赖昌星非常恼怒，他清楚，那个与他叫板的人，真要置他于死地，但赖昌星决不是个能被举报信吓趴下来的人物。在集团核心层的会议上他迅速部署了应对之策，准备亲携五千万元巨款进京摆平举报信风波。他安稳人心：“大家要管好集团的业务。他算啥啊，一封举报信能撼得动远华吗？北京的事我来管，大家该做的事照常去做。”

这“该做的事”里边，就包括国内又有十多个香烟客户，向远华要货达三十余万箱香烟。

不过就算赖昌星怎么彪悍，远华并未停下等待命运的宰割，署名为“一群申张正义的人”的举报信，于一九九九年春节后寄到了中南海，抬头是“致：江总书记、朱总理”被检举人一是厦门远华（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远华国际集团的董事长赖昌星；一是厦门开元外贸（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陈光辉。举报信的主要内容是揭露远华集团疯狂走私的事实。正是这封举报信，搅起了影响一九九九年中国民众视听变化的巨大风潮。

这封举报信应该是最高机密声，看见过举报信原件的有的即是日后指挥破案的高层领导，这封举报信在远华覆舟过程中确实起了石落惊天的作用，中央专案组在破案初期，侦查的最初线索就是来源于这封举报信，正因为举报信的内容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有关信息也就不胫而走。

其实，中央专案组在侦查过程中已发现，举报信的作者在举报信寄出以后，曾与厦门海关某干部交心：“我把赖胖子告了，还有你们杨头（杨前线）这下让他们都完蛋。”

某干部也是被赖收买的一员，他当然将情况分别向杨前线和赖昌星作了通报。

应该说举报信一出笼时就无秘密可言，赖昌星也早知道是谁举报了他，写举报信的人就是远华集团的核心成员，职务副总。此人出身军人家庭，其父官至军长，他九十年代到厦门特区下海淘金，寄身福建九州集团公司，很快被老总赵裕昌器重，提携当部门主管，就是年代初期赖昌星定居香港，有意在晋江故乡发展事业，他以外方代表身份担任泉州市恒利日用品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职务期间，曾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一月向九州公司借款五百零八万元人民币，九州内部转账凭证上就有赵裕昌和那部门主管的签字，五百零八万元均以赖昌星的名义用现金支票提现，因此赖昌星的暴发，同此人其时的鼎力相助不无关系。

赖昌星登陆厦门发展很快，此人索性投奔了赖昌星，进入远华集团核心领导层。从一九九四年起至一九九八年，此人与赖昌星“甘苦与共”参与操纵远华集团的所有走私活动，两人还有共同嗜好：热心并沉湎于赌博。澳门葡京大酒店都曾留下过两人参赌的“大将”风采。据说两人翻脸也是因为赌博，此位副总有一次陷身葡京赌场，只输不赢，巨款一再泄入黑洞，他让赖昌星汇款救驾。一次、两次，赖都照办了，但几千万数额还是止不住输的命运，再向赖求援时，赖作壁上观，此人为求脱身，只好将自己在香港的不动产抵押，才避免了杀身之祸，暂且幸运地走出赌场，他找赖昌星算账，声称“远华”资产至少有百分之三十是他应得的份额。

两人翻脸后，此人又自立门户，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也做起香烟等走私生意来，实际上他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但赖昌星既是一方霸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没多久此人被逼出走，独自浪迹海外寻求发展，不过此生中，他是永远也不会放过赖昌星了。

此人对赖昌星的关系网和走私行径了如指掌，他在举报信寄出前曾通过中间人与赖昌星摊过牌，公了？还是私了？所谓私了，就是“放血”拿钱堵塞举报人的嘴，息事宁人。

举报人倒是君子坦荡荡，他自我泄密的用意是想骚扰一下赖以泄心头之恨。他想象赖知道是他举报，肯定自乱阵脚。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赖肯定要屈服于他，对他开出的价钱照单全付。

没想到赖根本不买账，他气得咬牙切齿，说就是把钱扔了、烧了也决不给那个王八蛋。当然赖昌星也有理由不买账，他坚信自己多年编织的那张庞大的关系网完全罩得住这封举报信，他决定与举报人抗衡到底。就这么势不两立，彼此扔给对方的都是一副白手套，这封举报信确是举报人的精心力作。举报信是否有目的地散落民间也未可知。举报信随附了六十余页的证据材料，重点举报赖昌星疯狂走私“两油”（植物油、原油）、香烟等商品牟取暴利的事实，声称赖昌星借控制通关渠道继而控制整个厦门岛的走私活动，是个走私霸主。

举报信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是，列举了赖昌星走私关系网内二十余个重要人物，最高职位者为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厅局级干部有杨前线等六人，按地域分，北京三人，福州两人，其余均在厦门本市。涉及的部门单位有：北京两个部，厦门市委、市府、海关、边防、港务等政府部门以及开元、东方、特贸（特区贸易有限公司）等国营公司，其中已有香港居民身份或他国护照的有九人。

这张关系网引起高层震惊，举报信对网内人物在远华走私案中的作用，逐一作了简介。举报信还声称：二十余人只是网中一小部分网虫，还有不少在网上活动的蜘蛛、苍蝇就不一一列举。

举报信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还不断爆出“冷门”说赖昌星纯粹是老大，他独占鳌头雄霸一方，幕后策划，暗地操纵，用的是“借船出海”的绝招。举报信还揭露了十余家国营或军办企业，怎样被赖昌星网罗，合作走私，且如何进行利润分成。这十余家公司中，操作走私的人员及其作用也被列出。特别提到，厦门开元外贸公司及其总经理陈光辉与远华勾结的走私内幕，声称陈光辉光走私植物油赢利就达三点八亿元人民币，提到陈光辉化名陈进，购买菲律宾护照，置有香港地产三处，总值两百三十余万港币。

举报信洋洋洒洒数万言，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就足以让人震惊，加上几十页的附证，可谓言之确凿。据说连以打私为职业的海关总署调查局、侦查局有关人员看完此件后，也被震惊得长久无法开口表达某种感受。他们意识到：远华集团走私的组织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无人比拟，这回算是碰上一个真正的不可轻视的对手了。

举报者为何选择一九九九年春节后出击？原因之一是一九九八年打私工作会议之后，打私风暴猛烈而强劲。湛江“九八.九八”大案的侦破，使举报者受到鼓舞。所以举报信称：“今天，党和国家下决心严厉打击走私，惩治腐败，江总书记、朱总理表明了态度，我们才敢站出来揭发。坚信邪不压正，总书记、总理就是我们的靠山。

当专案组入驻厦门，开始严查远华集团走私、腐败案以后，厦门就有人私下议论，要不是远华集团的副总与赖昌星反目成仇，向中央举报，走私内幕也许永远是个秘密。这种说法只反映了事件偶然性的一面，专案组成员后来与厦门本地普通百姓闲聊时听到他们抱怨：远华走私，这可是公开的秘密。早点查就好了，不至于牵涉那么多人。

确实，当时厦门岛海上船来船往，陆上车流滚滚；客商云集，熙熙攘攘皆为利来。赖昌星集团以控制“通关”渠道，继而控制驾驭厦门岛上整个地区的走私活动，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典型现象。原因是赖昌星以各种满足人的的手段，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权力配置网络。厦门走私市场一片繁荣景象，其影响已辐射全国。

远华集团重点以金钱为腐蚀剂，不但腐蚀了公务员队伍、国企公职干部阵营，而且也同样腐蚀了公司内部的人员。尤其是远华集团高层负责操作走私的骨干成员们，在腐蚀他人的同时，自己的腐化程度日甚。可谓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玩弄女人陷进欲海、竟夜豪赌迷于刺激。而这一切全得金钱铺底。久而久之，集团内部为利益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现象日趋严重。有的走私骨干背着赖昌星轻车熟路自己搞几票走私，也变得习以为常。一九九九年春节后，赖昌星就多次与他的密友谈过自己的忧患：“侯小虎（集团副总）这些人心很大，都只会往自己口袋里捞钱。在外面很张扬。卡拉OK厅里给小姐小费一出手就是两千元。惹出了问题，还得公司出面去摆平。

赖水强、赖昌图曾愤愤不平地陈述：“远华哪里是姓赖啦？曾氏掌握财务大权，远华的钱都攥在他们手中。还有侯小虎、王双敏、王泰成等海关出来的人，哪个都捞有上亿的钱啊。”

赖氏兄弟二人的话，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远华集团中的利益倾轧已到了白炽化的程度，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迟早都要爆发，赖昌星的走私骨干中，离心倾向日益增大的原因，是他们自己认为卖命走私，所得非所值。对赖二心、微词甚多的副总等人也与自己的密友诉说赖的贪心：“做油这生意是我和开元公司的老总介绍给赖胖的，原先讲定五五分成，但赖不讲信用，实际是三七分成。我们也认了，可这三成赖还常拖着不付账。”

所以，随着走私暴利的膨胀，赖的集团与为他控制的走私团伙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赖昌星能够将他的走私“事业”推向顶峰，靠了一张金钱织成的关系网，他纵情享用着网内为他收买的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

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就是关系网内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收受赖昌星的巨额贿赂，并利用职权，多次为赖保驾护航，非法干预执法部门的查处。一九九六年，李通过关系责令深圳海关将扣押的赖昌星的一条装载价值一点二亿元的私货船放掉。该船到厦门再通过杨前线的关系办理了假转口手续，空船转口到菲律宾。而走私货物汽车、化工原料、电脑等被留在国内销售。

姬胜德，部队某情报部负责人，曾将远华公司挂靠为部里企业，为赖走私提供强力后盾，也曾多次出面为赖放私，并利用职务便利为赖提供重要情报。

这是两个已落入法网，公诸罪行于报端的重要人物。遥想赖昌星走私“事业”风光之时，曾借用了这两个人物多少权力便利。如此高层权力执掌者竟会被赖昌星玩于掌上，普通老百姓想像力再丰富也会对此事实目瞪口呆。

赖昌星还有某安全部门颁发的“特通牌”这张牌照放在车上，不仅过桥过路不要掏钱，而且别人不能进入的地方他都可以昂然进入。

一九九八年公安部春节联欢晚会上，赖昌星以贵宾身份前排亮相，提高了身价，以正面人物形象昭显于世人面前，是他对人民公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原因很简单，赖昌星以数百万元资助了这台晚会。一旦到了名誉地位都可以金钱买到手的地步，你说赖昌星在厦门的走私霸业还能不如日中天。

赖昌星的走私骨干中有一员干将叫毕榕鹭，当专案人员要他说清楚在远华走私过程中自己的作用时，他摊牌了：“我的身份你们不清楚，有些事我不能随便说的。”

“那你有什么情况不能向中央专案组言明的呢？”

“那牵涉到国家安全。”

原来，他有一张某公安厅安全局人员的证件，他以这个身份要挟办案人员。这是一曲闹剧，却令人深思。

赖昌星在北京设有联络站，而将联络处副主任的头衔送给某人物的妻子。这是个闲职，发工资总比直接送钱要冠冕堂皇，而且就当事人来说，有个工作岗位，拿起钱来也心安理得。不过商人的投资总是讲究回报的，赖昌星的投资取得的总是高效回报。“一群申张正义的人”的举报信到了北京，赖除了从厦门的渠道掌握事态发展的信息外，也启用了北京的信息网络。所以举报信在北京的走向、引起的反应，赖均一清二楚。

一九九九，中央有关领导在中纪委和海关总署的上报材料上批示，下令严查远华走私案。赖昌星居然比专案组负责人早六天知晓批示的内容，他的对应之策便是采取了“走人”（走私骨干外出避风）和再次扫荡式的销毁走私证据的措施，对留下的走私活动参与者还逐个做好安排。

后来中央专案组在侦办远华走私腐败大案中，之所以困难重重，原因就在于赖昌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反侦查措施。其中，“走人”一着棋，几乎可以把查处活动“将死”一九九九年夏季，一大批走私骨干分子逃亡境外，达七十余人，后虽通过国际刑警配合，抓捕不少案犯归国，并使用政策措施，迫使部分案犯主动归案。可像赖昌星、曾明育、侯小虎、王泰成一类策划、操作走私以及直接行贿者，依旧隐匿踪迹，或浪迹天涯，给专案的查处造成巨大困难。

赖昌星远交近攻，上下织网，他的关系网不但网罗了厦门党政军各界要员，而且还囊括了福建省乃至北京方面的某些权威人士。他渗透权力高层的方法很多，可谓别出心裁。一是邀请高官到厦门视察，不失时机地与高层领导合影留念，并将这些照片放大，悬挂于办公室醒目处，以抬高自己身价所谓拉大旗做虎皮。

二是收买高层领导人的秘书和司机。一九九九年五月，赖昌星给某高层领导的秘书一包几十万元钱的物品，该秘书开车去一个朋友家，把包放在车上，被小偷敲破车窗玻璃偷走。赖听说此事后，哈哈大笑：“该那小偷发财。”

他劝慰那秘书：“我下次再送你一包不就得了。”

三是将高层人物的亲友及子女安置到他的企业里就业，给予优厚待遇。

四是通过看似正当的商业交易渠道，和与高层人物有血缘关系或特殊关系的商界“精英”做生意，巨额让利。

五是利用具有远华特色的常规武器，极大地满足各类人的，进行物质与感情的双重投资。

赖昌星热衷于“形象工程”九七年九月八日，八十八层的远华大厦举行奠基典礼，他邀请北京一家名声挺响的歌舞团前来助兴，许多著名歌星、舞星荟萃，演出“阵容”庞大。歌舞团在厦门人民大会堂连续汇演三天，还临时自编自演节目，为远华唱尽赞歌，为出巨资邀他们过来的赖老板歌功颂德。有位豪情万丈的著名女歌唱家，至今不理解中央为什么要查远华公司，她在北京几次为赖摇旗呐喊：“赖老板，多好的一个人哪，为什么要查他呢？”

据说这位歌唱家与赖只数夜欢娱，赖竟给她一千多万元的“感情费”来而不往非礼也。评点二十四史影印本一共印了九百九十九套，每套一百六十七本。据说总书记访美期间送了一套给他的老师以后，这套书价值上涨到六万元以上。而能得到这一套书的决非凡人。赖昌星在北京竟然得到某人物馈赠的这一套影印本。此书于赖何用？赖的文化底蕴也消受不了这套书的文化营养。因此赖昌星又慷慨转赠给了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接培勇接受庭审时，这套书又成了他接受赖昌星贿赂的铁证。

所谓“借钱”给官员，赖昌星当然不足挂齿。最有价值的当是权力利用的回报。于赖昌星称作回报的东西，在回报人那里应正名为“出售权力”就这一点来审视远华的作为，怕是有了点青红帮的味道了。

有些互联网上信息乱传，国外一些通讯社也惟恐中国不乱。其中说得最多的是，专案组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中国政府不敢触及高层人物，查处远华案将会草草收兵；不可能将赖昌星引渡回国；赖昌星一旦回来，可能要引爆中央大员云云。

这些话不能不说确实敏感。但试想，赖昌星不到案又怎能弄清真实内幕？很多微妙关系如何破译？法制社会讲究证据，人证、物证，要铁证如山。而仅凭一些现象就能够作为证据查处某些高官？有些难解的谜团在时间的延续中才能彻底解开。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高层对重大腐败案件绝不姑息，总书记已将反腐败的成败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认识。等中央领导多次听取远华专案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作重要指示：哪怕走私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尽全力抓捕归案；一查到底，决不手软。该重判的重判，必须用重典的就用重典，坚决严惩不贷。公安部就有一个负责远华走私案海外逃犯抓捕组。

在厦门，检举赖昌星走私，谁人受理？九八年八月中旬，也是“一群申张正义的人”将举报材料寄给了厦门原海关关长杨前线。举报信很快被交到了赖昌星手中。那是九八年打私工作会议以后，赖昌星迫于反走私高压打击态势，见了举报信言之确凿，遂采取第一次大规模的毁证行动。

九九年初夏，赖昌星从北京的信息网络很快得知中央要组织打私专案组入驻厦门后，他扬言：中央来人办案也需要当地配合，没什么了不起的，来一批我搞定他一批。谁不贪财恋色，我就不信中央专案组的人是金刚不坏之身！

赖昌星已是沙场老将，他的走私活动也曾遇到过不少风浪，但依靠那张钱铸的网，却总是逢凶化吉。所以，面对中央专案组的到来，他不但从北京、沈阳聘请法律顾问、律师为他和专案组较量提供法律“援助”通过北京某些已为他所用的记者、主持人写信申诉远华被诬陷、诬告的“冤情”动用各种力量与专案组对抗，甚至放出风声，要把中央专案组的主要头头“灭掉”只是，后来当福建省原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赖昌星的“哥儿们”冒着断送政治前途的风险把中央专案组要动用国家机器抓捕他的绝密情报通报于他时，赖昌星才清醒。凭他的势力要与国家机器所代表的正义力量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只好仓惶出逃。

赖昌星想与中央专案组对抗，是不是有点神经不正常？不是的。他有恃无恐，他自信在他盘踞的厦门岛上，那张网的力量定会罩住一切，先看市委、市府。现已被“双规”或被采取法律措施的就有两个副书记刘丰和张宗绪，三个副市长赵克明、蓝甫、苏水利。五人组合俨然一套领导班子了，赖昌星还怕什么？

省公安厅有庄如顺，还有厦门市里公安、检察系统的兄弟相助。杨前线的某亲戚犯事，还是他赖昌星出面摆平的。

省里某副省长也已被“双规”他主政厦门时，正是赖昌星霸业如日中天之际。再说，厦门市各权力机构的头头脑脑，赖昌星与他们并非泛泛之交。杨前线是海关关长，可他赖昌星也被海关许多人认可为“地下关党组成员”为什么？因为在海关，赖昌星要把他看中的人提拔到关键岗位上，没有办不成的。厦门海关的蔡海鹏，竟是赖昌星向杨前线举荐后被提升到情报处长的位置上的。蔡到底成了谁的情报处长？厦门海关的缉私艇、缉私小分队何时行动，赖均了如指掌。当然，赖的海上走私船、陆上汽车运载走私货物，均能避其锋芒，从未有过“遭遇战”其他部门像银行、税务、商检、港务、码头、外运、外代等，均有为远华效劳的人员。在中央专案组要来之前，赖均派人通知这些部门销毁与走私有关的证据材料。

省外，他也有一帮用得着的人物，在紧要关头为他效生死之劳。九九年，赖昌星从深圳口岸出逃，秋季从珠海口岸入境，后又从深圳出逃，来来往往，竟然查不到他的出入境记录。

在广东海关，多年来一直有人向赖昌星通风报信，成为赖的走私高参。赖送给他一辆车，专跑“情报”九九年，赖昌星准备进一批货柜的走私货，打算在南方通关。他请教某干部通关之道，该干部为效犬马之劳，专程飞到厦门，向赖口授如何逃避广东海关的监控，后来当然是顺利过关。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历来就是人类社会经久不衰的主题，在中国，走私与反走私，腐败与反腐败这种较量的结果当然是：正必胜邪，从举报信发出到被批转到海关总署，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海关总署反应强烈。湛江大案其时就要公开审判，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将被送上断头台，社会对海关的种种议论风涌而起，海关总署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想到湛江一波未平，厦门又掀起更大波澜。

然而，海关总署党组立即召开署党组会议，并形成统一意见：上报中纪委，立案查处厦门大案。走私与腐败唇齿相依。总署领导也清醒地意识到：厦门大案，“一条龙”走私的背后必定是“一条龙”腐败。但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矛盾，敢于首先向自己身上的毒瘤开刀，不怕流血流脓。海关总署党组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对共和国的无比忠诚，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胆略和巨大的勇气。

中纪委收到海关总署关于立案查处厦门大案的报告后，立即拟文并附有海关总署党组的报告，上报中央主管政法工作和纪检工作的领导。

九九年，中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分别批示：由中纪委、海关总署共同负责查处厦门特大走私腐败案件，其中走私问题由海关总署为主查办，腐败问题由中纪委负责查办。

根据中央指示，中纪委、海关总署、公安部等抽人员组成专案组。组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担任。专案组又成立前线总指挥部，由海关总署一位副署长任总指挥，监察部一位副部长任副总指挥。这位总指挥是在海关总署根据国务院部署组建缉私警察队伍时，中央从公安部调任海关总署的副署长，分管走私犯罪侦查局的工作，到任也才几个月。

“专案组的初期工作，主要是对举报信内容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因而开始时，近两个月的工作艰辛而又十分隐蔽，任专案组前线总指挥的这位副署长原在公安部任副部长，有着三十多年的从警经历，对公安工作感情笃深。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即将过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命运发生了变化，他从公安部走出，进了海关总署机关大院。不到一年，又被中央点将，作为厦门前线的总指挥，挂帅侦破厦门远华走私大案。

赖昌星的命运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他本来想走进这间房子，却被安排到了另一间。命中注定他要与这位总指挥“短兵相接”正是这位副部长的到来成了赖昌星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成为威胁他赖昌星生存的重要人物，也成了他急切要攻关的新目标。赖开始想方设法要和这位副部长套近乎。

可是，北京传来的信息却令赖昌星一时无法定下应对之策。信息告知，此人为人正直，处事公正，北京“网”内人士无由与该副署长接近、联络感情，更不要说为赖说情了。

赖昌星降低要求，只想能和他一起吃餐饭，以后的事情再说。但此人居然连机会都不给，这多少令呼风唤雨惯了的赖有些失落、不满，同时感到遇到强硬的对手，心里有些发憷。

厦门的谋略班子定下的策略是：密切关注，静观其变；如其不识相，定要置远华于死地，那就不客气了，也得给他找一点儿麻烦，再不行就伺机将其“灭掉”北京的这位副署长当然不会知道赖昌星的应对方案。这是后来他到了厦门，从案犯的供词中得知，他听后也不过为之一笑。

不过，九九年四月底，自他受命挂帅以来，却为怎样不辱使命而常常度过不眠之夜。

根据中央指示，他得调兵遣将，将专案组搭建起来。首先得对举报信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判断，而不能贸然行事，然后要搞出一个侦破方案。这是一个涉及五百亿金额的走私大案啊，一旦动作起来，必然牵出上自北京下自地方的各层次的显赫人物。其中，厦门海关首当其冲逃脱不了干系。目前海关系统，经历湛江大案冲击，已经变得相当敏感了。谁挂帅赴厦门主持查处远华大案？中央钦定了他，用心可谓良苦。

他来海关不久，与海关相关的事并无牵涉，这是有利的一面；然而又正是对海关知之较少，所以让他挂帅查私，当然有门外汉的感觉，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而更重要的是，他虽然对举报信的可靠程度一时还不摸底，对查处的方法、策略也心中无数。在公安部时，他曾过问过几个走私大案。那时已得出结论：走私犯罪，尤其是大规模的法人走私定有背景，定是谋划周全的高智能犯罪。对远华案要是查不下去，要是误入歧途，要是形成僵局而被强行收兵……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他都将时刻处在风口浪尖上，天天在刀刃上跳舞。

专案组领导指示海关总署走私犯罪侦查总局，选派侦查处刘处带领得力侦查人员通过公安部的渠道，从广州潜往厦门。任务是掌握赖昌星走私集团的最新动态。侦查人员潜入厦门后，对重要嫌疑人进行秘密布控。

专案组领导又部署九人小组集中研究，评估举报信的真伪，并尽快拿出初期行动方案。参加过湛江走私案查处的几个同志论证：厦门案走私活动的组织性、系统性、隐秘性均是湛江案所没有的。

另外避开海关的闯关走私，在海关无单证可查。由于各走私链的环节掩蔽，要查出真相必须要破开链条上所涉及的诸多环节，才可获得确切证据。这在查处事后案件（海关专业术语，即走私成功后被发现的案件，其特点是现场已消失，走私货物已不复存在）中又称得上难中之难了，所以，后来中央领导听了汇报后评价说：和厦门案比起来，湛江走私案那是“土包子”所为。

举报材料可信度高，但查证（即调查取证）难度又极大，举报信中的证据材料中，叙述植物油走私的材料不但丰富，而且具有可查性，初战主攻植物油走私。

专案组领导听取汇报，并慎重审核方案，认为分析意见和突破方案很缜密，并且表示赞成方案组的选择，将植物油走私作为突破口，但要确证植物油走私闯关成立，还得排除一个可能性，即厦门关计算机与总署计算机联网传输过程中因发生阻碍而丢失了原来的申报内容。可到厦门海关去查证，在当时无异于“入虎穴窃虎子”而且容易打草惊蛇，可专案组当时的一举一动可以说尽在赖昌星的掌握之中。

为暗查得以顺利进行，章国胜故布疑阵，特意把厦门海关当时分管调查工作的接培勇副关长召至总署，向接交代任务：内地某海关有一案件的货物是从厦门口岸进境，该海关已扣留走私货物。现在总署与该关联合派员到厦门关调查该批货物进口申报情况。因案情重大，希望接培勇全面协调，防止扯皮、推诿，给案件查证工作造成障碍。章要求接不要向调查人员了解案件取证的任何情况，也不必向关党组通气。待案件明朗后，章自己会向杨前线关长解释说明。杨前线、赖昌星很快知道总署已派来调查人员。赖疑窦丛生，暗中派员监视调查人员的一举一动。

要摸清油船有无入境申报，货物进口有无报关，关键之处在于：查阅船舶申报资料、船载舱单以及海关数据库内货物报关资料。前两项的纸页资料在船管科，后三项的电子数据在技术处。调查人员的调查目标锁定在已被中国外代和“思图而特”驻沪办事处的资料确证载油入境、靠泊厦门口岸的红、蓝宝石等五艘船舶上。离京时，章局特地交代傅、李，不准带一页纸，更不准带笔记本进厦门。船名靠脑子记。查获资料不要求复印，也不许记录。因此，他们的基本工具就是人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