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台布隆伯格终端机，实时显示自己公司的股价。 可见李嘉诚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自己的公司的股价。

江绍唐问道：“坊间有传言，你与现届政府关系不佳，这对你做出商业决策是否有影响？”

李嘉诚道：“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息息相关。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落实执行，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我与香港或各国政府的关系都是建基于此的，不会因个别领导人或官员的变动而受影响，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不过，我观察到一个不健康现况在扩散中：“为官难，为民亦不易”，这对政府和社会来说都是双损局面。有时候我庆幸自己并未当官，因为为官者要面对如何平衡和解决不同权益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演变成更大的问题。”

江绍唐道：“在过往六十多年经营中，你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与政治打交道时你的原则是什么？”

李嘉诚道：“我不是聪明的人。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担忧也没用。我没有参与政治，但我关心政治，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是难以处理的。我希望政治和经济好，让人民富国家强。我曾经说过，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我的基金会不停地做公益事业。我并非万能，无法预测政治变化，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做出对股东有利的事。”

江绍唐道：“你近年的投资，为什么多选择在欧美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李嘉诚道：“这跟你要成立黄金海外投资是一样的，做商业贸易的人，最希望就是遵守游戏规则，因此一定选择有公平法律的国家，我们在一些国家经营三十多年，政府并没有因为我是外国投资者而出现不公平的对待。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

江绍唐道：“你曾经说过，财富的增加到了一个程度，便不会带来更多安全感。但如果财富继续增加，是否带来不安全感？”

李嘉诚坦然的说道：“不会。”而且只有两个字。

江绍唐道：“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吗？”

“不是。”李嘉诚说道：“我跟你说过了，我的最艰难时候是十三四岁。12岁时，日本侵华，我和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后来日本入侵香港，母亲带着弟妹回到潮州，我与父亲留在香港。日本统治香港期间，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13岁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不够一年，他去世。照顾父亲这段时间我因为喜欢看书，发现自己也有肺病，病情接近危险阶段，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 ]身为大儿子，为了母亲和弟妹，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也不停抢学问，到旧书摊买旧书看，其中包括老师使用的教科书，跟谋生有关的书。三年零八个月的岁月，知识比得上一个中学毕业生，这段日子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病看过一次医生。即使是最艰难的日子，我也是充满信心。其实我投资欧洲，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就好比苹果三星这些企业，投资中国赚了钱拿回本国一样，现在国家不也是鼓励华人企业走出国内去赚取美元吗？”

江绍唐道：“财富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曾经表达过对内心的高贵的向往。”

李嘉诚道：“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寐，内心萦绕着很多问题。思潮起伏，结果直至凌晨，直到一个答案涌上心头，令我豁然开朗：我顿悟了把基金会视作我第三个儿子的道理，这样我会全心全意爱护他，给他分配财产，使他获得所需资源落实一切公益项目，把我的心愿永远延续下去。在财富要代代相传的传统观念中，将基金会视为自己的孩子，可以鼓励传承，期望这种想法能在中国人社会扩大和延续。基金会并不向外募捐，捐款人只有我一人，资金的大部分是基金会现有已投资项目的固定收入，另有部分是来自我个人从香港和外国投资所获收入、缴完税后再注入的。我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绝不惠及本人、家族或董事等等，也就是说他们都不能从中获得收入。基金会已拥有我三分之一的资产，至今我已捐出145亿港元，如有良好的项目，将不断地继续支持，希望能对我们民族有贡献。2013年，基金会在内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诺之数目达40亿港元，是历来最高的一年。虽然我在全球不少国家经营业务，大部分收入都从外国赚取而来，每一分毫都是税后才注入（基金会）的。但我规定基金会80%以上的捐款用于大中华地区，不超过20%的用在海外。所以我才会说，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

江绍唐道：“对于基金会，你不仅出钱，还出力，这是为什么？”

李嘉诚哈哈一笑，道：“这证明我对赚钱的重视程度不及捐钱。身为一个中国人，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誓要终我一生，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我视教育、医疗和公益慈善是终生不渝的事业。基金会主要做两大范畴：教育、医疗。在内地，我们有很多个项目在不同地方做了十多年，现在仍继续做，我们守信重诺，承诺的捐款均100%如期或提前捐付。除了捐钱，也亲力亲为，投入不少时间心血，使得来之不易的金钱用得其所，令项目受助人受惠最大，能如此，是我最大的快乐。我喜欢简单生活，我追求的是付出个人力量，协助社会进步。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是一种福分，从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这是“任务”。如果是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辞；但若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也以捐建汕头大学为例，成立至今三十多年来，我坦然面对任何困难甚至是忍受屈辱，对汕大也不离不弃。”

江绍唐道：“你是重视声誉的人，做慈善是否求名声？”

李嘉诚道：“我不理别人怎么说，我的决心就是继续做下去。投入公益慈善事业是我终生职志，绝不求名利。在汕大，即使基建、设备90%款项由我支付，任何一个角落也找不到“李嘉诚”三个字，我捐建汕大只想做出成绩。很久以前捐款支持潮州两所大型医院，市政府领导曾游说写上我的名字，我不肯。他们于是建议写上我父亲名字，我也不肯，我回答说：先人如果有知，父亲一定认同我的做法；如果并不知道，那么写也没有意义。而且我更说笑，如果真的写上父亲的名字，将来拆掉更不好。85岁，就不能爱科技吗？”

江绍唐道：“你投资了包括Facebook在内的许多高科技企业。你已经85岁了，怎么投资高科技？”

李嘉诚道：“85岁，就不能爱科技吗？我对新科技深感兴趣，令我的心境年轻化。18世纪工业革命由英国开始；21世纪则是科技革命，不少行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水利、能源、医疗、生命科技、电讯、互联网等等均有突破性的发展，投资机会数之不尽，应接不暇。我喜欢新科技，私人参与投资的科技公司有60家，也越来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有一项关于农业的项目，一样的土壤、一样的水源，不改农作物的基因，可以增加三分之一的产量，若这不是新科技，那是什么？现在已证明这项新科技是成功的，并在国内进行试验。我非常喜欢看书，追求最新的科技知识。我非常留意与自己从事行业有关的新信息和发展转变，无论做什么生意，你一定要喜欢它和爱它，这样才有进步。”

江绍唐道：“但是高科技有时也会对现实经济世界中的人带来伤害。在你心里，如何平衡新科技带来的伤害？”

李嘉诚道：“你说得对，新科技机器或仪器可替代工人，速度快，生产力增加。和黄在鹿特丹港的自动化率是90%，在西班牙是60%，在香港是20﹪。如果通过教育提升工人的知识，他便能控这些仪器，科技加速，就是另一革命的开始。早前我应广东省粤东侨博会的邀请，以潮州话录制了一段话，其中提到：科技主导未来，大家都知道，智能机械化的速度将超乎我们的想象，滥竽充数不再，“老牛挤奶”的时代不再，捍卫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投资教育和推动教育改革，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永远告别落后、参与未来，是有能力者共同的任务。实在是我真挚、充满感情的话。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我可能考虑参政。”

“参政！？”江绍唐惊讶了一下，转而明白的又问道：“你这一生经历很多，到现在还在勤奋工作，是什么支撑你的一生？”

李嘉诚道：“我12岁因战乱来到香港，一直好好地做自己应做的事。假如我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便无法活到现在。”

江绍唐好奇的问道：“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

李嘉诚道：“走正路，有理想，作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作出贡献。有理想地做生意，有理想地做自己。”

江绍唐道：“在你内心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嘉诚道：“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可以站得牢，挺得腰。有人问我这么忙碌，为什么仍然那么精神？除了运动，我内心安稳，精神没有困扰，自己没有特别的要求，做对人类和民族好的事，便感到开心。”

江绍唐道：“今年你已经85岁了，很多人到你现在的年龄都已经不在了，我很想知道，你有没有退休计划？”

“没有。”李嘉诚回答异常干脆，“世界波动很大……但我已做好退休准备，大儿子Victor随时可以接棒，很多同事跟随我工作很多年，我没有担心。”

江绍唐道：“你如何评判自己对香港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贡献？”

李嘉诚呵呵一笑，道：“不要问这些问题，我仍然很活跃，对未来充满期盼。”

江绍唐道：“85岁回首过去，你觉得自己做得好与不好的地方有哪些？如果从头开始，会有哪些变化？”

李嘉诚道：“我一生勤奋，不停地抢学问，面对不开心的事仍然保持愉快心境，因而此生无憾，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拥有的资产一分一毫均从正途而来；即使有容易赚钱的机会，但对有些行业也坚决不参与。遗憾的事是不早点成立基金会。我自问无论如何努力，仍发现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我可能会考虑选择参政。现在我只是尽量用知识和感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江绍唐道：“你在内地开展对癌症病人提供临终关怀项目，你怎么看待生命的终结？”

李嘉诚道：“内地喜欢做这类服务的人并不多（因为病人会去世），反而其他如儿童项目较多人喜欢做，因为回报高。一个非常冷的冬天，一个朋友患肿瘤，进了私家医院，我探望他，他看见我非常高兴，双手拉着我的双手，要我坐在床边；朋友后来睡着，拉着我的双手也没有放开。我心里想，这个朋友很富有，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但因肿瘤而痛楚不已。内地贫穷的癌症病人没钱接受治疗，生活怎样过？于是立即想到开展宁养服务，我不喜欢“临终关怀”，改为“宁养服务”。汕头大学医学院设立第一家宁养院。我告诉所有宁养院的负责人，现在使用的药可帮助病人减少80%的痛楚，假如新药可帮助病人减少90%痛楚，即使价格贵一倍，他们也不用问我，立即转用新药。能够帮助贫困病人减轻痛楚，实在是有意义的事。宁养计划已做了十多年，在内地及香港至今已有42所宁养院。日后若国家愿意做这类的事，我可以停下来；否则，虽然没有回报，我还是会继续支持这类服务。我常常鼓励宁养服务的医护人员，我说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有地狱，如果有，癌病病人的痛楚程度是最高的，有人甚至撞木头来转移痛苦，很凄凉。汕大医学院作为第一家宁养院，全国宁养服务的全部费用由我支持，每年的资助金额会增加，两三年内，每年捐款要增至1亿元。”

江绍唐道：“你害怕死亡吗？”

李嘉诚坦然的说道：“我不惧怕死亡。假如我是一盏灯，能够照着一条路，还有留下有生命的基金会，只有政治可以破坏它，因为不是我所能控制，不然没有人可以破坏这个基金会，我的儿孙及董事不能从基金会得到任何利益。”

江绍唐道：“我注意到，你今天一直都非常平静，据说平常你也是这样。你会因为什么而激动、伤心、生气、兴奋吗？”

李嘉诚道：“我一直都很冷静。如果认识儒、释、道的精粹，便会明白人生很短，不应浪费时间去理会这些事情，应从正途去做对的事，例如基金会的工作每天都在进步中，每天都有成果，像在荒芜之地，种下大树，让后人有收获，这是很高兴的事。我一生希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国民，拥有有价值的人生。”

江绍唐点点头道：“百年之后，你希望后人如何评价？”

李嘉诚一笑而过，道：“不会想这些事情，更加不会自我评价。从过去到现在，我都是问心无愧。世界没有完人，我只是尽量用知识和感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如果真的要写墓志铭，我会选择一直支持我每天充满斗志的两句话：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李嘉诚的平静让江绍唐印象深刻。除了开场和另一个瞬间，其余时间里他都语速平缓，声调平和，即使被直接问到对于死亡的看法。这个从二战的战乱中走过来的85岁老人，多次反复表达他对国家与民族的感情。他说他不是一个完人，但“从过去到现在，问心无愧”。

江绍唐心里为之深深的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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