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江淮一带的人都迷信鬼神。每年的正月，一定要换上鲜亮的衣服并打扫庭院以敬奉子姑神。这里的所谓神灵附身的“活神仙”，有的善于数数和写字，有的善于跳舞，有的则精于作诗。

元丰四年正月间，苏轼在黄州人汪若谷家里见到的子姑神尤为神奇。

这位仙姑把毛笔放在嘴里，用洪亮的声音说，我是天神，姓李，名全，字德通。因为汪若谷转世为人，所以我降临到他家。

当仙姑见到黄州当地的进士张炳时，竟对他说，老朋友别来无恙啊！张炳忙问他在什么地方见过自己。

仙姑说，你怎么不记得刘苞了呢？我就是刘苞。

于是，仙姑就详述了张炳早年与刘苞的交游与言论，张炳听后大惊，告诉苏轼说，往年在京师确实结识过一个叫刘苞的人，此人头戴青头巾，身背布口袋，身上刻着花纹，很好喝酒，自称是齐州人，如今不知何往。

难道真的有神仙吗？

在苏轼看来，这些东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因为世上的人能够亲眼看到的毕竟很少，而看不到的却往往很多，何必仅凭自己的见闻来揣度尘世以外的事情呢？

可话虽这样说，苏轼还是将这种异事用笔墨记录了下来。比如，《子姑神记》、《天篆记》、《仙姑问答》等都是苏轼关于此类事情的记述。

正月二十日，苏轼欲往麻城的岐亭，郡人潘丙（字彦明）、古耕道、郭遘（字兴宗）一起将苏轼送到了离黄州十里的永安城，也称女王城。

这三个人都是苏轼在黄州时朝夕相处的好朋友，其中潘丙是位进士，潘革之次子，潘大临、潘大观兄弟的叔叔。因为家住得离苏轼很近，后来苏轼还是因为潘丙而弄到了一些土地，从而建造的“雪堂”。苏轼离开黄州后，还是把雪堂交给潘丙去打理的。

在去岐亭的路上，苏轼看到梅花正争相竞放，天黑后借住在黄冈县团风镇，夜间梦到有一和尚被打的满脸是血，像是有什么冤仇要对人申诉。第二天，到了岐亭，苏轼就将梦中的情形告诉了陈慥，于是陈慥就带苏轼进入山中，在路边的一座庙里果然见到一尊罗汉像的面部被人毁坏。

陈慥觉得正是这至尊罗汉像给苏轼托的梦，所以就帮苏轼将它运回家中。并找来僧人继莲将其修整后供奉于佛龛之中，安置在黄州的安国院。

苏轼游览了岐亭，回来时乘船而归，过黄州古城时还有幸得到一面铜镜，此铜镜周长一尺二寸，上面还有豆粒大的铭文。

对于古黄州，苏轼翻阅了《隋书·地理志》，书中说黄州就是永安郡，黄州东十五里的永安城，世人俗称“女王城”。隋书中的这种说法，苏轼认为不妥。不仅如此，苏轼还认为《图经》中认为古黄州是春申君的故城更为不妥，因为苏轼知道春申君的都治在昔日的吴国，当下的无锡县惠山上还有着春申君庙呢。

悟清从西蜀归来，苏轼又给宝月大师去信，信中说自己乃有罪之身，承蒙不嫌弃，采用了自己所作的碑文。碑额的大字，已经差悟清到安州（今湖北孝感）向滕元发求书。

苏轼还专门交代宝月大师，石碑上除了自己的小字内容与碑额的大字之外，不要再刻什么花草与界栏作装饰，那样就显不出古雅庄重之感了！

苏轼还想着将吴道玄所画的释迦佛送给宝月大师，让他供奉在宝月所在的中和院里。

做完这些，苏轼也没有得闲，因为模上人要他书写佛经。

写完佛经，闲暇时又与众人聚在王齐愈家，点评起各种花草的样貌来。在座的众人一致认为，荼靡花像通草花，桃花长得像蜡花，海棠花像绢花，罂粟花像纸花。

这些评论，也被苏轼一一记载了下来。

苏轼还给张商英（字天觉）去信，叙述了二人在黄州时的相会，此时的张商英因责监江陵赤岸盥税，正好路过黄州要去贬所。

词人张商英，神宗时受王安石的推举，入朝做官，后来官至宰相。当时，张商英以居士的身份在佛教界有着很高的声誉。

黄州知州徐君猷有侍妾四人，她们分别姓孙、姜、阎、齐，其中阎姬最为老徐所宠。苏轼自然知道这些，曾作过《西江月》、《减字木兰花》等诗赋赠给阎姬。

湖北提点刑狱章楶（音杰）（字质夫），原在徐州府苏轼手下做过盐监官，晚年以诸生身份而跃马疆场，在西北边境屡次击败西夏入侵，宋徽宗曾称赞他“才兼文武，学富古今”。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其一首写柳花的《水龙吟》，令苏轼拍案叫绝，并说还怎么让后人再去作这一题目呢！

随后，章楶家里善弹琵琶的伶人想向苏轼讨一琵琶词来弹奏。苏轼由于近来一直也没有再动笔，就找来了韩愈的一首诗，稍加修改，使其合乎音律，给章楶寄去了事。

四月八日，是苏母武阳君的忌日，苏轼就在安国寺里施斋请众和尚吃了饭，并将从岐亭带回来的一座罗汉像安放在该寺。

在黄州谪居的日子里，苏轼也没有因此而沉沦，而是在蜗居之中翻阅深思《易》、《论语》等书，感觉大有收获。于是，苏轼开始继承先父之学，著述了《易传》九卷，此外又别出心裁地编写了《论语》五卷。

写完之后，苏轼觉得自己并非什么大儒，并且还因为文字闯了这么大的祸。《易传》字数过多，无力刻版，于是就将《论语》五卷抄给了文彦博老先生。

此举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让文潞公退朝回到家后闲暇时翻看。即使自己的文章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也可以显示出自己穷不忘所学之道，老不辍学的精神。

这一时期，苏轼还会与杜沂通信，在信中介绍自己的近况。

弟弟子由写了一篇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苏轼读后顿觉自己好像已经置身于栖贤堂了，见到了阴暗惨淡的水石与错杂生长的草木。苏轼觉得应该亲手抄写一篇以刻石，置于栖贤堂上，也算与庐山结下了缘分，以后再来庐山就不算是陌生的客人了。

苏轼在唐坰家里见到他家藏的唐时智永禅师、欧阳率更、颜鲁公等六位书法家的真迹，在后面都做出了中肯的评论。

在苏轼看来，智永的字，兼有众家之妙，精能达到极点，反而趋于疏淡。就如同是陶渊明的诗，初看好像涣散不紧凑，直到反复品味后，才能识得其中之真趣。

五月十五之后，苏轼书写了纸本的《阿房宫赋》，并用蓑衣裱，字大七分余，落款“眉山苏轼书”。

王适（子立）自筠州赴徐州的秋试，路过黄州时，苏轼带着小王游览了武昌西山，并同酌一杯菩萨泉以送之。“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

这个王适，后来成了苏辙的二女婿。

这一年，是苏轼来到黄州的第二年，家计日益匮乏。老朋友马正卿又找来了工匠，疏浚了原来的水井，帮助苏轼开荒，种上了蔬菜和粮食作物，还栽上了树。

马正卿，字梦得，杞（今河南杞县一带）人，与苏轼同岁仅小八天。苏轼贬黄时，老马正在黄州担任通判，辅佐知州、太守处理政务。他非常仰慕苏轼的文采和为人，看其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顿，心急如焚。马梦得就去找当时的知州徐君猷，说苏轼的生活很困难，看能不能给他一片地种粮食，徐君猷爽朗地答应了。

于是，徐知州就把黄州城内原来的一个军营地五十亩交给苏轼无偿地耕种。这本是一块无名高地，又因为它在黄州城东，苏轼便以“东坡”命名。

从此，苏轼一家方才有了安身之所，暂时算是解决了衣食之忧。

其实东坡也不是苏轼最先发明的。

唐代白居易在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做官时，也在东门外有一块地，在那种植花儿。苏轼对白居易很是仰慕，所以就把他这块地取名为“东坡”，他便自号“东坡居士”。

自此，苏轼与苏东坡成了两个不同的人。

苏东坡和苏轼的区别在于，苏轼是他的本名，东坡这一叫法来自他的号，因为苏轼号东坡居士，因而世人有时也会称其为“苏东坡”。

话说回来，苏轼之所以将躬耕之地命名为“东坡”，而且自号“东坡居士”，除了与白居易种花种草的事迹相似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苏轼对白居易人格的认同与钦慕，这就有点“异代相逢成知己”的感觉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还得从苏轼和白居易的思想转变和认知层次说起。苏轼自号“东坡居士”，这个称谓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的认可与仰慕，意味着苏轼思想上的个重大变化。

来到黄州后，苏轼虽然失去了进阶的空间，但他却拥有了更多的时间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归宿。苏轼将自己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与传统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在接纳儒释道思想的过程中，他也在悦纳自己。

黄州是苏轼人生之旅中的一个驿站，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这五年不但是仕宦旅程中跌宕无尽的晦涩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低潮期，而且是经济上为解决衣食而躬耕农田，节俭持家的时期。所以，黄州也是苏轼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换期。

白居易在忠州种花种树，就是心态转变的具体体现。此时的白居易开始把眼光更多地转向自然，希望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寻求一份心灵的安宁。而苏轼呢，黄州时期的苏轼在遭遇和心境方面都与他一直敬慕的乐天极为相似，这时他靠朋友的帮助有了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可以种树种花种粮食，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白居易在忠州种树种花之东坡。

在黄州，苏轼自号“东坡”，他重新认识了自己，并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因为苏轼在黄州全面考量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东坡”人生：

北宋文坛巨擘苏轼从唐代诗坛名流白居易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苏轼也从白居易的人生际遇和处事原则上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自己。

所以说，苏轼自号“东坡”，本身就是对白居易的人生的钦慕、追随与仿效，也是苏轼有意对白居易人生亦步亦趋的最有力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