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章惇的身世与包拯外甥的古本《阳关曲》(1 / 1)

东坡往事 耕文轩主人 1978 字 9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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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说到苏轼在常山会猎时,作以豪迈的《江城子》,在苏轼后来给好友鲜于诜(字子骏)的信中,苏轼还自鸣得意,向鲜于诜讲述了让一帮山东大汉咏唱此词颇为壮观的场面。

熙宁八年的九月间,在知密州的苏轼忽见任所里有一枝牡丹悄然开放,他的心禁不住为之惊奇,于是特意置酒会客,共赏名花,并挥笔写下了一首《雨中花慢》。

“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馀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态,付与明年。”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还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苏轼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

此刻,苏轼的词作功夫已大有长进,但是仍然局限于一种小我之境,较黄州时期的诗词还有较大的差距。

熙宁八年秋,在密州任上的苏轼已吃了几个月的杞菊野菜,因感叹自己的“厨斋索然”,遂作《后杞菊赋》。这篇“自嘲”式的散文记述真切,议论风生,颇有谐趣,苏轼此刻不羁心于外物,不戚戚于贫困的博大胸怀和高深修养跃然纸上。早在唐代就有诗人陆龟蒙,曾植杞菊以食而作《杞菊赋》,苏轼此举系效法陆龟蒙而作,为区别前者,故名之《后杞菊赋》。

这篇《后杞菊赋》写就后,苏轼拿给涟水县令盛侨看,盛侨看后又抄给临淮县主簙张耒。张耒看后,被苏轼的文采与精神境界所叹服,遂作《菊赋》来称颂苏轼。张耒是这样形容苏轼的:胶西先生,为世达者。文章行义,遍满天下。出守胶西,曾是不饱。先生不愠,赋以自笑。

此时,金山寺宝觉禅师正好寄书来,苏轼就在回信时,将这篇《后杞菊赋》也一并寄去。

此文虽好,只是后被诬为讥讽朝廷减削公使钱太甚,成为“乌台诗案”罪证之一。

《后杞菊赋》问世后,被后世的历代书家争相所书,苏轼自书的摹本如今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被奉为国宝级的藏品。

就在苏轼移守胶西不满一年之际,上面派赵庾(字成伯)来接替刘庭式出任密州通判。赵庾曾出任过苏轼老家眉州丹棱县的县令,且颇有政绩,极为百姓们称颂,后来苏轼到了杭州任上时,曾与时任泗州通判的他来往密切,苏轼仰慕赵庾的胸无城府、做事勤勉,谁知如今二人又在密州成了搭班。

此时,他的老朋友刘攽正出任曹州知州,刘攽听到当地伶人都在传唱苏轼的新词时,就作诗相戏,苏轼见到刘攽的来信,就唱和一首回寄。“刺舌君今犹未戒,灸眉我亦更何辞。”这两句被指苏轼借“刺舌以戒言语事”,又引晋人郭舒“狂言而炙其眉”等典,皆是用来讥讽当今朝廷容不下丝毫的耿直之言。

就在苏轼与新来的通判赵庾就新的合作关系进行交流之际,邸报上消息传来,自己的同年章惇(字子厚)自朝中的权三司出知湖州。

关于章惇这个人,在苏轼一生中曾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人早年举进士甲科,能言善辩又善于迎合,很得王安石的欢心,遂被调至侍从三司使。有一次,神宗曾当着章惇的面赞誉张方平,下朝后,章惇就这件事跑到吕惠卿处告诉了吕惠卿。此事被御史蔡承僖知晓,弹劾章惇云: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于是,神宗与王安石均开始厌恶起章惇,将其贬谪到陈州。后又被中丞邓绾揭其为人轻佻淫秽,遂自权三司使出知湖州。

章惇这个人虽然是个官二代,但出身极其卑微。其父章俞,年少之时风流不羁,其岳母年少而寡,章俞竟与岳母杨氏私通生的章惇。当时杨氏生子后,用一个盒子贮满水,默不作声地将孩子遣人送还给章俞。这是章惇身上的一大污点,也是最忌讳为人道及之事。

此次章惇出知湖州,在苏轼的和诗中,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句,据说章惇收到和诗后,认为苏轼是在讥笑自己的身世,由是怨之。

不过后来,当苏轼深陷台狱与被贬黄州之际,章惇还设法解救和劝解。另外,当苏轼从海南遇赦北归之时,听说了曾位居宰相的章惇被贬谪到雷州(今属广东湛江)时,还为之惊叹弥日。

因此上说,苏轼与章惇这一对老同学的关系,可谓是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相连,政治之外,二人也是可以坐而论道的。

十月十三,“手实法”这种扰民太甚、华而不实的荒唐之术宣告废止。当天,苏轼又听说自己的世交兼老朋友苏颂将要高升至朝中的秘书监。

秘书监官秩为从三品,大致与宰相(正三品)并列,为天下文人的精神象征。专掌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兼修史书,相当于明清两代的“翰林院”,主官便是秘书监。

十一月初二,前宰相韩琦韩大人的后事在其家属操办下,葬在了相州安阳县(今河南安阳)的丰安村,神宗还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又辍朝三日,赐其家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兵为其筑墓。至此,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的韩琦终于寿终正寝了。

应韩大人之子韩忠彦的请求,苏轼要为魏国忠献公韩琦的厅堂做一篇记,那是退隐田园的韩琦在自己府第池塘之上建造的一座厅堂,取名为“醉白”,意境取自白居易《池上》一诗,意思好像是羡慕白居易并且认为自己有不及白居易的地方。过去忠献公活着的时候曾对他儿子忠彦说过,想请苏轼为醉白堂写一篇记而未得。

如今,韩忠彦又来相求,苏轼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于是就流着泪写下了《醉白堂记》。

送走了韩大人,诸城县令赵昶(字晦之)被罢任,要回海州。老顽童张先寄诗来,还有友人作了《光禄寺二绝》给苏轼,作为当时的文坛名人,这些事都要苏轼去作诗或是唱和的。

这些时,苏轼还两度上书文潞公文彦博。

一是向文潞公反映了在京东与河北路实行食盐官府专卖的害处,二是要向文潞公反映密州一带的民风彪悍,自己以往用奖赏举报人或直接抓捕者以钱财这种方法,现在看来确实有效,但近年来朝廷以灾年为由,降低了奖赏的额度,使得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告密或是抓捕者丧失了动力而作罢,苏轼自认为人微言轻,想请文彦博代为向朝廷反映这一问题。

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结果。毕竟,此时的文彦博因激烈地争论说市易司监卖果实,有伤国体,会引发百姓怨恨,此举引起王安石的嫉恨,被移判大名府。文潞公自身都难保,那还有能力去管一个闭塞小州的政事呢

心中郁闷的苏轼,只得到通判赵庾家里去对饮,借着酒水的麻醉,苏轼暂时忘却了政事上的烦恼,在老赵这里还做了三首诗,通过文人特有的方式发泄了自己的忧愁。

任密州太守的第二年,经常采杞菊而食的苏轼,不仅没有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消瘦,反而是容貌渐渐丰满起来,花白的头发一天天地变黑了。苏轼很喜欢当地风俗的淳厚,而当地的官民对苏轼的治理也慢慢接受,变得安之若素起来。

眼看政局初定,苏轼便开始整治官衙的园圃,打扫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邀请宾客登台游览,在上面南望马耳、常山,远望长啸,抒发情怀。在齐州的弟弟苏辙听说后,给这座台取名叫“超然”。苏轼极为认可这个名字,于是就写了一篇《超然台记》以抒怀。

就在苏轼的《超然台记》正被朋友在圈子竞相传阅之时,包拯的外甥文勋来密州办事,给苏轼谈到了自己手头现有一古本《阳关曲》,引起了苏轼的兴趣。

文勋,字安国,庐江人(今属安徽),官至太府寺丞、福建路转运判官、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以及温州瑞安县令等。此人工篆书,南岳镇南门有其篆书“南岳”二字,为世所珍,后来与苏轼、黄庭坚、米芾、李之仪、毛滂等均有交游。

苏轼所知的《阳关曲》是把全曲共分三大段,用一个基本曲调将原诗反复咏唱三遍,故又称“阳关三叠”,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谱写的一首琴歌。

《阳关三叠》这首感人至深的古曲,是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难得的精品,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琴歌开始加了一句“清和节当春”作为引句,其余均用王维原诗。后段是新增的歌词,每叠都不相同。每叠又分前后两段,后段为新增歌词,每叠不尽相同,带有副歌的性质,分别渲染了惜别之情和期待情绪。

只可惜,到了宋代,《阳关三叠》的曲谱便已失传了。

苏轼与包大人的外甥对此种曲调很感兴趣,但又无法搞清《阳关三叠》曲谱是如何叠唱的,最后苏轼只得出了此调第一句“引词”不需叠唱的结论。

到了立春日,苏轼就让乔叙、赵庾作陪,邀请文勋过来聚会,由赵庾主会,苏轼当时身体不适,加上不善饮酒,就在酒桌上观看诸公的醉笑之语,聊以解闷。

过了几天,在杭州时的老伙计晁端友于京师去世。

老晁在熙宁中为新城(今富阳新登)县令时,颇有善政,就是这一时期与苏轼常有交游。晁端友为人淳朴耿介,见官府有不便民之处,辄上书论列,措词激烈,因此,不为上官所喜。按事又不挠于法,同僚亦多忌之,是故为官不达,从仕二十三年,在著作佐郎任上故去,卒年四十七。

晁端友之子晁补之,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过,那次在新城县陈氏园里因谒见了苏轼为世人所知后,后来又成了“苏门四学士”之一。其父亡故后,小晁拿出父亲的诗集,想让苏轼作序。苏轼大吃一惊,交往这么多年,老晁根本就没有提起过写诗作文之事,苏轼也不知道他竟会作诗。当苏轼翻开他的诗集后,见他的诗中虽没有高谈大论,但论事都清楚明白,于是就郑重地为老晁的诗集作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