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焦山和北固山，被誉为“镇江三山”。

次日天刚亮，在金山寺洗漱完毕的苏轼，当然不会错过的另外两处名山，自金山放船，顺流而下就到了下游的焦山。

焦山是一座位于长江江心的岛屿，因东汉时的焦光隐居此山而得名。山体周围碧波环抱，林木蓊郁，绿草如茵，宛然碧玉之浮江。焦山与对岸的象山夹江对峙，正所谓“万川东注，一岛中立”，有江南“水上公园”之喻，被誉为“江中浮玉”。

焦山之所以享誉中外，其一是因为焦山耸峙于江心，犹如“中流砥柱”、“镇江之石”，气势极为磅礴。加之山寺隐约，水域广阔，环境幽美，宛若人间仙岛在水中缥缈。其次是由于焦山上还藏有许多珍贵文物和著名古迹，摩崖石刻闻名中外，碑林墨宝之众多，堪与西安碑林媲美，为江南的第一大碑林。

在焦山，苏轼有幸见到了乡僧焦山长老。

从焦山上下来，苏轼又上了北固山。

北固山由于北临长江，形势险固，故名北固。

登上山顶，东看焦山，西望金山，隔江相望，扬州的平山堂清晰可见，确实会使人有着“金焦两山小，吴楚一江分。”之感。

北固山上有座甘露寺，相传因晚唐宝历年间天降甘露于此山，名相李德裕遂主持修建。三国时期传说中“刘皇叔招亲”的故事就发生在甘露寺。

苏轼一行到了苏州，先是游览了虎丘。

虎丘位于今苏州城阊门外的山塘街，据传春秋末期吴王阊闾死后葬于此丘，后有虎踞其上，故称虎丘。虎丘的人文历史可追溯到二千五百年前，和苏州古城的历史一样悠久。

在虎丘，苏轼观看了老前辈王禹偁（音称）的画像。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北宋时期的诗人、散文家，还是个有名的直臣，因敢于直谏而屡遭贬谪。

巧合的是，此人在宋真宗时期也曾被贬谪到黄州过，这是苏轼万万没有想到的，苏轼此番之所以去观其画像，还只是单纯地崇敬老王的气节而已。王禹偁的曾孙叫王汾，后来在和苏轼同朝为官期间，两人还不时有过交往。

苏轼在苏州时，恰逢苏州的报恩寺正在重造古塔，苏轼看到当地的诸位公卿与笃信佛教的善男信女都将各自收藏的舍利捐了出来。苏轼自己虽没有舍利可以捐献，但是自己却珍藏有一只龟形铜盒，这只铜盒是老朋友王姬送他的。

彼时的苏轼在凤翔府任上时，辖地的武功县令王颐（字正父）与之相厚。长安有个地方修古塔时，挖出来了这只龟形铜盒，王姬就送给了苏轼。苏轼一直是用它来盛放自己私人印章的，今天看到诸位捐出的舍利后，觉得用它来盛放舍利可能作用更大一些，于是就把铜盒捐给了报恩寺。

十月二十八，苏轼又沿京杭大运河舟行南下，不日即抵达目的地杭州。

到了杭州，公事交割完毕，安置停当后就第一时间给弟弟苏辙寄了两首诗，算是报了平安。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这两首诗中竟也有被变法集团视为“反动”的内容。

因诗中有“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句，变法派们认为，苏轼是借自嘲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暗讽当下的青苗、助役法等法均繁杂不可办理。

还有，在最后两句中，苏轼把自己比作是虽然耳聋但仍能机械地“拜起送往”的汉代官员许丞，希望陛下也能早日换掉自己这位“聋丞”。那意思是说，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法，我苏轼就是一聋子或瞎子，一点也看不懂这些东东！

当然，这也是变法派对苏轼诗句的理解。

当时的杭州下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於潜、新城、盐官、昌化共八个县，杭州府治在钱塘、仁和，州守是一位叫沈立的老干部。

沈立，字立之，藏书家、水利学家（这有点猛），历阳（今安徽和县）人。老沈通过采集大河事迹以及治河过程的古今利弊，著有《河防通议》一书，是我国论述河工技术最早的著作，后来治河的官员都时常以此书为根据。此人先后曾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

在以沈立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中，张靓（字子明）与俞希旦（俞献卿之子，丹徒人）为变法集团派来的监司。

监司是有监察州县之权力的地方长官，宋时的转运使、转运副使、转运判官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都有监察该辖区的官吏之责，这些人统称为“监司”。

历朝历代的王朝，对于地方上的行政都是要进行全权把握的，这也是一种中央对于地方上的把控，地方上的行政组织负担了大量的任务，比如说经济、治安、司法等等。中央为了能够有效地收集地方上面的信息，监司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机构。地方上的各种信息都会通过监司直达中央，监司可以直接越过州守直接上报皇帝以防止信息渠道的蒙蔽，同时监司也会提供谏言，成为当时朝廷上下一种别样的谏言渠道。

但是，面对王安石集团的这两个鹰犬与爪牙，苏轼是深恶痛绝的。苏轼在给苏辙的赠诗中，把这两个人称为“阳虎”（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毫无疑问地，这日后也成了变法派人士攻击苏轼的借口了。

在杭州任职的官员中，苏轼的老朋友还真不少：

王廷老（字伯杨），睢阳人，时任两浙路提点刑狱（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

两浙路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包括十四州二军：常州、苏州、润州（镇江）、杭州、湖州、秀州（嘉兴）、越州（绍兴）、明州（宁波）、台州、婺州（金华）、衢州、睦州（建德）、温州、处州（丽水）和江阴、顺安二军。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浙江省全境，江苏省南部的苏锡常镇四市和上海市，治所在越州，杭州，是当时经济和人口最发达的一路。

前宰相吕蒙正之孙、河南洛阳人吕仲甫（字穆仲）时为杭州教官，后任观察推官。

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晁端友（字君成）为新城（今富阳新登镇）县令，多有善政。端友同志擅长诗词，在新城时，邑中胜迹，多有他老哥的题咏，此人与苏轼志同道合，极为友善。

老晁这个人，我们也许不太熟悉，但是提起他的儿子晁补之却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为“苏门四学士”（另有黄庭坚、秦观、张耒）之一。小晁曾任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有当时顶配的手艺：工书画，能诗词，善属文。

十七岁那年，父亲到杭州做官，小晁也随同前往，于是他荟萃了钱塘山川风景人物的秀丽，写成了《七述》一书，被父亲带去面见杭州的通判苏轼。

苏轼原先对此地风物也想有所感赋，读了小晁的书后不由得赞叹道，我可以搁笔了！

苏轼还称赞小晁的文章写得博雅隽永瑰伟很有说服力，超过一般人不止一点，以后一定会显名于世的。果然，从这以后人人都知道了晁补之的名字。

陈舜俞的女婿、钱塘人周邠（字开祖），其时任钱塘县令。此人年长苏轼一岁，是个陪同苏轼在杭州西湖边流连了三年的铁杆票友。

李杞（字坚甫）其时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出任发运司勾当公事。勾当为主管之意，公事就是朝廷之事，公家之事。这位老李，后来也不幸因唱和苏轼的诗词而受到牵连。

李佖为节推，也就是“节度推官”，此官职为节度使属官，掌勘问刑狱之事，此人也是与苏轼有过交往的熟人。

上述几位当地的官员，都是此前曾与苏轼有过交集的当朝文士。

腊月初一，刚到任三天的苏轼就到孤山去拜访了慧勤、慧思二僧。

孤山，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其在西湖中稍微靠西的地方，一屿耸立，旁边没有什么相连接的东西。周围碧波环绕，唐宋年间修建的楼宇参差错落，还遍布整个山麓。

在今天的景点介绍中是这样描述的：孤山是位于杭州市西湖风景区旁的一个著名景点，它是一个小半岛，山高不过三十五米，走在山间小径颇有山林的感觉。

孤山，山虽然不高，却是个观赏西湖景色绝佳之地。今天的孤山既是风景胜地，又是文物荟萃之所，南麓有文澜阁、西湖天下景、浙****和中山公园，山顶西部有西泠印社，西麓有秋瑾之墓，东北坡有放鹤亭等。其中放鹤亭是为纪念宋代隐居诗人林逋（字君复，后人称为和靖先生）而建，“梅妻鹤子”之壮举就是对老林品行高洁的赞誉。

为什么苏轼会这么急于去造访孤山呢？

原来，在颍州时欧阳修就曾经告诉过苏轼，他的两位僧人朋友慧勤、慧思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出家。其中，慧勤大师很有文采，尤其擅长作诗，自己早年曾作过三首《山中乐》诗赠于慧勤。而慧思长老也绝非等闲之辈，他有一个高徒即是后来的参寥。

欧阳公对苏轼说，你到任杭州后，在治理州郡的闲暇时间里，一时实在找不到游览山水的知己，你就到孤山上去会会我的两位老朋友慧勤与慧思吧！

初到山上的苏轼，心中也是对两位高僧充满着神秘的向往，在苏轼看来，孤山虽然孤独地立于湖中，但是真正有道之人在此地是绝对不会感到孤独的（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