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四年，是辛亥猪年，苏轼已经三十六岁了。

刚过了年，听说韩绛从枢密副使除陕西路宣副使任满回京。枢密使一职始置于唐后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后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枢密副使即为枢密使副职，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使把军政大权握于一己之手以便宜从事。枢密使的职掌范围扩大到了极限，枢密使的地位也迅速上升，甚至“权侔（等同于）于宰相”。但到了宋代，枢密使制又发生了变化，其任职者由五代时的武将逐渐转为以文官担任，职权范围又逐步缩小。

苏轼给韩绛韩大人上了一道贺启，表达了自己的问候，同时又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简单地作以检讨。毕竟，多年来韩绛对于苏轼一直都有着无私的提携之恩。

过了一段时间，苏轼有了一个新职务：权开封府推官，磨勘迁太常博士（掌引导乘舆，撰定五礼仪注，监视仪物，议定王公大臣谥法等事）。

北宋的“磨勘”是一种古代官员考核升迁制度。由唐而起，宋朝延续之。官员提拔晋升，相对于其政绩，资历与工作年限更为重要。通俗地说，就是官员得熬资历、有老资格。庆历新政时，范仲淹对该制度进行改革。后改革失败，重新恢复了磨勘制度，直至南宋。这也说明了，国人的“没有功劳也有熬劳”这句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苏轼的大表哥文与可，每逢提及此人，当时朝廷上下众人的褒奖之辞就会不绝于耳。说他：“为人靖深，操韵高洁，超然不撄世故”，“撄”，这里是指接触之意。就是这样一个人，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时，文与可在知太常礼院任职，面对王安石身边前呼后拥的附丽之人时，也决定独自选择远离朝廷，数次向朝廷乞求外任。

熙宁春，朝廷终于恩准文同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至于陵州的得名，文与可做了一番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据地理志，这片土地本为犍为与蜀二郡之地，在梁朝属于怀仁郡，因境内有陵井（盐井名，系我国古代大口盐井中最为著名和最具代表性的盐井。位于四川仁寿县境内，相传为东汉道教始祖张道陵所开，故以“陵”名之），故名陵州。

得知文与可要离京到老家蜀地外任，一些同事好友纷纷前来送行。

苏轼先是作诗《送文与可出守陵州》，然后又应表哥之情，在一方玉堂大砚上题写了砚铭。此砚是任集贤校理、太常礼官的老同事、扬州人孙洙（音朱）（字巨源）所赠。

玉堂式的砚台，其实就是长方形的砚台，这种形式的砚台出现的很早，宋代才开始成为砚式的主流，至明清才普遍流行。

在苏轼的砚铭里，苏轼还和表哥开玩笑说，这方砚台有四块砖那么大，与可老兄到了陵州后，要把南山上的松树全部烧光，制成的炭墨也不够用。地处高山的陵州，用水极其困难，要把陵州的水全部用上，才能够勉强将此砚润湿。

当然，这也是文人之间笔墨中常常会出现的“恶作剧”。

对于文与可的画，苏轼常常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苏轼认为，与可画的竹石枯木，已经深得艺术规律的精髓。非常符合于天工造化，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世人对于有固定形状的事物，若画得不像，还不算失败。若是违反了事物的规律，那可就是彻底的失败了。历史上，但凡有想欺世盗名的画家，必然会选取那些个没有固定形状的事物来作画。

前些年，文与可已在净因院的方丈室里画过两丛竹子。

这次文与可要出守陵州西行，临行前，苏轼陪同大表哥来向净因院的长老道臻禅师道别。因那时法堂内正在整修四壁，老禅师又借机向文与可求画，文与可就在东斋堂又画了两枝竹子和一段枯木。

送走了大表哥，苏轼的衙门里头的日子仍旧得一天天打发。

朱寿昌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及过。在“二十四孝”的故事里，他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但对于苏轼而言，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完全没有一丝的神秘色彩，只是个年长苏轼二十三岁的同事而已。

朱寿昌，字康叔，宋扬州天长（今安徽天长）人。以父朱巽荫守将作监主簿，累调州县，曾通判陕州、荆南，权知岳州。后因弃官千里寻母之事遍传天下，孝子之名得于遐迩。寻母归朝后，朱寿昌官至司农少卿、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年七十而卒。

苏轼闲来无事，突然间想起了这个朱寿昌，就提笔给老朱下了一首赠诗。

在诗题中苏轼写道：

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当朝有个叫李定的官员，是个与朱寿昌精神背道而驰的存在。

那时候，李定在王安石面前是个红人。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曾求学于王安石。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定远尉、秀州判官。

熙宁二年，经孙觉推荐，李定被召到京师，谒见谏官李常。

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人们对青苗法看法怎样？

李定答道，百姓从中获益匪浅，没有不喜欢的。

李常道，整个朝廷都正为此事争论不休，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

李定遂将此事告诉了王安石，并说，我只知道据实情而言，没想到在京师却行不通。王安石听后非常高兴，对他说，小李你且等皇上召见的时候，就将整个实情都禀告皇上。

并且，王安石马上向皇上举荐了李定。

等到了宋神宗召见李定时，询问有关青苗法的事，李定据实而言，对答如流。从此后对于那些说不便于实行新法的话，神宗都一概不听了。

李定虽然获得了神宗皇帝及王安石的器重，但他身上却有一个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至少是在当时的年代里。事情的根源是，李定在不久前做泾县主簿时，听说庶母仇氏死了，却将此事隐瞒而不回家服丧。

皇上下诏给江东、淮、浙转运使询问情况，转运使上奏说，李定曾因其父年老，要求归家侍养，没有说是为其生母服丧。

当时，李定为自己辩解说，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仇氏生的，所以非常疑惑，不敢服丧，而只是以侍养父亲为由解官回乡。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重新为母服丧，王安石也极力主张这样做，于是改任李定为崇文殿说书。

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宜让不孝之人居于劝讲之位，而且一并弹劾王安石，要求罢免这两个狼狈为奸的歹人。李定自己也感到很不安，请求解除官职，于是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大概叙述完了李定同志的“光辉”历史，主要是想引出苏轼写给朱寿昌的贺诗。

此时朱寿昌侍母刘氏于熙宁三年秋天抵达京师，朝廷上下一众官员前后拥观，前后持续了一个月后，这种热闹劲才平息下去。当时，很多同僚都有感而发的争相作诗相赠，苏轼的诗作亦是作于此际。

不过，苏轼的诗中有一句“感君离合我心酸，此事今无古或闻”，结合当下王荆公力荐李定为台官，李定曾经“不持母服”，台谏给舍（宋朝设立台谏制度）皆论其不孝，不可大用。

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轼的诗句一出，举朝哗然。

明眼人一看即知道，苏轼诗中冷嘲热讽的对象就是李定这厮。

李定不服母丧以求官，而朱寿昌正好相反，是弃官求母。苏轼此次借朱寿昌（曾出任过河中府通判）及“西河郡守”吴起这两个典故，辛辣地讽刺了李定以及王安石。

正是这一缘故，导致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后来主谋制造了“乌台诗案”，几乎将苏轼置于死地，那是后话。

我们从现代职场角度而言，苏轼或许是属于那种智商高但情商较低的工作人员。对于在自己事业的低谷期，不会隐而不发，还到处招惹是非。但转而又想，若苏轼真成了那样的人，后世的我们还会为之津津乐道吗？

过完年后的二月初一，在王安石的策划之下，朝廷颁发了贡举新制。

主要的意思是，今后考进士不再考陈词滥调的诗赋之作，贴经（科举时代的一种考试方式）与墨义（科举考试时令士子笔答经义）也都不再考了。今后的考试内容调整为：《诗经》、《书经》、《易经》、《周礼》、《礼记》诸经，兼《论语》、《孟子》之学，从这些书籍中考试士子们的大义，殿试时士子们须再作策论一道。

因为在王安石等人看来，这些东西才是最应该考试的干货。

颁布完新的科举制度，接着，朝廷上又敕令宫中各职能部门就此事上书自己的看法。旨在征求大家伙的意见，从表面看好像是很民主的做派！

可苏轼认为，朝廷不管如何取士，主要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而不是在于考试哪几类书籍的问题。假如朝廷没有一套考察士子办事能力的办法，那么即是在公卿侍从官中选择，也常常选不到优秀的人才。如果一定要选择优秀的人才，罢黜平庸无能之辈，吸收所有具备才干的人来管理国家，朝廷还不如把这个活儿交给下面诸路的职司官和勤政的知州去办理，那样才更能实事求是地为国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