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的四月十九，朝中传出时称“铁面御史”的赵抃上奏，恳乞去位参政知事，朝廷无奈，遂拜其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杭州。

原来，王安石当初到到神宗处游说新法时，赵抃就屡斥其不便。

宰相韩琦也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宋神宗也有意取消青苗法的实施。当时正值王安石家居求去，赵抃上奏道，这些个新法都是安石老弟所建，不如等到他还朝后再议吧。赵抃本意是王安石在家里冷静下来后可能会回心转意，谁知当王安石还朝后，其变法的意志却更为坚决（持之愈坚），赵抃知道后把肠子都悔青了。

所以赵抃当即就上奏神宗说，制置条例司派出的，骚动天下。王安石这家伙强辩自用，竟当朝公然诋毁天下公论以为流俗，违众罔民，文过饰非。近来朝中的台谏侍从，多以谏言不被理睬而辞职。司马光出任枢密使，王安石不肯跪拜。且凡事有轻重，事体有大小。财利於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恐怕不是宗庙社稷之福啊！

可惜，神宗正被王安石忽悠得心旌荡漾，幻想着新法推行后将会使北宋王朝脱胎换骨、国富民强，到时候自己将会成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明君。

所以，宋神宗这位小伙子对于赵抃的上奏就不置可否，一个臣僚乞求离朝外任这样的小事，自然就没有放在心上。

就在清献公赵抃收拾行李去杭州上任的前后，对苏轼说，小苏啊，您的文笔好，我有个老乡梁处士有座绿筠亭，你给作首诗如何？

苏轼想都没想就一口应承下来，对他来说，作首诗还不是像吃个馒头那样容易。诗做好了，将绿筠亭的格调拔得很高，甚至将梁处士和陶渊明拉到一块相提并论，“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

谁想世事难料，二十五年后，已满六十、风烛残年的苏轼被贬惠州时，竟然在那里见到了梁处士的儿子梁琯。

小梁望着形容憔悴、失魂落魄的苏轼老先生，恳请这位当朝文坛大腕留点墨宝，东坡就把自己此前写给梁处士的一首《绿筠亭》诗又写了一遍，赠给了小梁。

那么，安惇是如何获取苏轼的信任的，常常使人不得其解。

安惇，字处厚，广安军（中国宋朝的行政区划“军”始于宋太祖，开宝二年分渠州渠江、果州岳池、合州新明三县，以广土安辑之意设广安军，属于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广安市，南渡后，增和溪县）人，此人的光辉事迹被收入《宋史·奸臣传》。安惇曾数次落第，久困场屋，数度“失解”。

唐制﹐举进士者皆由地方发送入试﹐称为解。解为解送、发送之意。故科举时中乡榜者称发解﹐不中者称落解或失解。

安惇秀才失解后，从汴京打道回府要回他的四川老家去，苏轼作诗送别。

不知为何，苏轼诗句中的名句，都是在不经意间鸡毛蒜皮的场合产生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种劝学或者做学问场合的警句，竟然出现在送别一位奸臣贼子青年时期落榜归乡的场合，真是太可惜了！

哪知五年之后，这位安惇秀才就像开挂一样一路攀升，绍圣初，被召为国子司业，三迁为谏议大夫。虽至徽宗朝，宋徽宗好雅，对安惇之流极为厌恶。后蔡京为相，复拜安惇为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可见此人的混世功夫。

苏轼可谓是看走了眼，把一首流传至今的好诗，赠给了当时如丧家之犬的安惇秀才。

河东人吕希道，前面我已经详细介绍过，是个雅量自如的正派角色，在解州任上，州民为其立过生祠。如今解州任满，回京后又被任命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历阳”，作为朋友，苏轼自然是要到场送送，还要作首诗什么的。

苏轼在直史馆上班期间，夜里校理校勘们也要轮流在崇文院的秘阁里值班。

漫漫长夜里，苏轼联想到新法推行后民间的怨声载道之状，又想自己不会像其他官员那样去随波逐流，在京师里的天子脚下，急于求进而违背良心的官员百态，时常在眼前浮现。除了能和喜好收藏的王珪之子王仲修（字敏甫）这样的人诗书唱和之外，有谁还能推心置腹。

于是，苏轼在值夜班期间写给敏甫的诗中倾诉道，如今想要找个清静的所在还真不容易，自己只好把在这深宫秘阁里的清净之地当成山林来隐身了，“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漫移文”。

不过，在馆阁里上班，闲暇之时还有个同事能在一起谈论谈论孟襄阳和王摩诘。这是苏轼的忘年交，这个老头大苏轼二十三岁，叫王益柔。

王益柔，字胜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王曙子，用荫入官。庆历四年（1044）以殿中丞召试，除集贤校理。曾因醉作《傲歌》，黜监复州酒税。神宗时，累迁知制诰，直学士院，先后知蔡、扬、毫州和江宁、应天府。

此外，王举正之子王诲，去年以群牧司（主管国家公用马匹的机构）判官身份上书《马政条贯》，今年又上《群牧司编敕》十二卷，都被朝廷批准，所以是个有作为的官员，苏轼与之也常有诗词唱和之作，“爱君东阁能延客，顾我闲官不计员”。

四五月间，正当苏轼在京师百无聊赖之际，他的表哥文同（字与可）被调回京师，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

自苏轼在凤翔府任上初次认识了这位大表哥后，就对这位方口秀眉、谈吐敏捷、文质彬彬的文同钦佩有加，加之文同近年来博学修德，名声远播，更加地让苏轼佩服。

表哥的到来，两人又重逢在京师高官名流云集之地。苏轼看到表哥如今默默无语颇为深沉，已把自己性情陶冶得清虚宏深，文质彬彬而又虚怀若谷。反观自己终日惶惶，深陷繁琐的事务之中。所以，这次苏轼对这位表兄是真心崇拜并真心欢迎的。

五月里，王闰之诞下一子，小名叔寄、竺僧，大名苏迨，字仲豫。为什么取“叔寄”这样的名字，有苏学研究者称，在苏迨与苏迈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因此苏迨小名中有一“叔”字。只是后来，这位位居中间的哥哥不幸早夭，直到苏过出生后，苏家才重定行次。

就在苏轼沉浸在王闰之又给自己生下儿子的喜悦之中时，朝廷上又下诏令两制举荐谏官。时年以六十三岁的翰林学士兼侍读、礼部侍郎范镇，在听到了朝廷上下都以为当今最适合出任谏官的人选是苏轼时，毅然向朝廷举荐苏轼充任谏官。但由于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上表弹劾从中作梗，此事便不了了之。

谢景温素与王安石相友善，又将其妹妹嫁给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便成了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妻哥。为了在政治上追随王安石，遂积极参与变法活动，因此被擢为侍御史知杂事，这厮曾上书弹劾苏轼在丁忧归蜀时，用官船贩卖私货。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所幸最终查无此事。

奇怪的是，私底下谢景温博学洽闻，才华横溢，还与范仲淹、欧阳修相友善。历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时人以为“吏师“。这种人，可算作封建社会读书人中的政治投机人物。

北宋熙宁年间，还出了一位已载入历史的传奇人物朱寿昌，成为了苏轼人生阅历中的一段插曲。。

朱寿昌字康叔，宋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市)人。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成功地跻身于“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

朱寿昌的父亲朱巽是宋真宗年间的工部侍郎，寿昌为庶出，其母刘氏是朱巽之妾。

朱寿昌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从此，母子分离。朱寿昌长大成人之后，荫袭父亲的功名，出而为官，几十年的仕途颇为顺利，先后做过陕州荆、南通荆，岳州知州，阆州知州等，然而他一直未得与生母团聚，思念之心萦萦于怀，以至于“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

母子分离后的五十年间，他四方打听生母下落，均杳无音讯，为此他烧香拜佛，并依照佛法，灼背烧顶，以示虔诚。熙宁初年，听说他母亲流落于陕西一带，已嫁为民妻，他又刺血书写《金刚经》，并辞去官职，与家人远别，千里迢迢，往陕西一带寻母，并与家人道“不见母，吾不返矣”。

可能是精诚所至，朱寿昌终于在同州（今渭南市大荔县）找到了自己的生身母亲。

当年母子分离时，寿昌尚年幼，五十年后重逢，老母已七十有余，寿昌也年过半百了。原来，寿昌母刘氏离开朱家以后，改嫁党氏，又有子女数人，寿昌视之如亲弟妹，全部接回家中供养，有人将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上奏神宗。熙宁三年的六月初四，宋神宗得知朱寿昌的事迹后，责令其官复原职。

当时，朝中的名公巨卿如苏轼、王安石等还都争相述文作诗赞美其孝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