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史馆，虽然是个清水衙门，但苏轼却可以遍览皇家珍藏的历代法帖，像当时官本十卷的《淳化阁帖》，都是常人平生都难得一见的珍品。

苏轼认为，辨别书法真伪的难度正像中医把脉一样，知道它的好坏是不难做到的，但非要凭自己的主观完全肯定书者是谁，那就有点过分了。

因为有些唐人的临摹本，只要是品质精良的，也是值得收藏的。

甚至在皇家珍藏的多卷王羲之父子的墨迹中，也有大量的伪作，有些仅从文辞上就能看出漏洞的仿品，只有《鹅群》一贴苏轼觉得算是王献之的真迹。

因此，在直史馆这段时间，苏轼从这些法帖上学习了难得的宝贵经验，为自己的书法水平以及鉴赏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从少年时代就极为崇拜的偶像范仲淹，在苏轼首次进京考进士时，就已经离开了人世。遗憾的是，两人未曾谋过面。

范文正公有四子，分别叫纯佑、纯仁、纯礼、纯粹。

苏轼最先在许州（今河南许昌市）认识了老二范纯仁（字尧夫），就在这段时间，又认识了老三范纯礼（字彝叟）。而与老四范纯粹（字德孺）则是后来苏轼在徐州任上的同事。出于对范仲淹的崇敬之情，苏轼与范公的后人都是一见如故，情同手足。

四月二十五，噩耗传出——苏轼父亲苏老泉病逝，时年五十八岁。

还在苏老泉病重期间，欧阳修连致三简书信问候，还给苏洵推荐当朝的名医单骧，说前朝名医孙兆的方药较为寒凉，且古方难为今用。只有单骧的药方比较有效，要照方抓药，只求抽丝剥茧，不可追求速功。

这位叫单骧的医生，我们上一章提到过。

单骧本为蜀地人，考进士屡考不中，却以医术闻名于世。

他的医术虽然也出于《难经》和《素问》，但又能在用药方面别出新意，出奇制胜。先朝仁宗皇帝有病，下诏曾让单骧诊治，不料仁宗的病情后来加重，于是判定单骧等人死罪，但皇太后仁爱圣明，明察出不是单骧的罪过，于是把单骧的死罪给免除了。可见，单骧在当时的名气有多大。

临终前，老泉命跪在窗前的苏轼将其未完成的对《易传》的注释完成，苏轼涕泪交加地答应了父亲的遗命（泣受命）。

苏轼这时候不知怎的，突然又想起来父亲生前曾讲过的一个段子：

说是有一个书生，正坐在屋檐下读书，忽然有大黄蜂触到蜘蛛网上，蜘蛛与大黄蜂拼死相搏，大战无数回合后，一同坠地。待书生起身看时，两虫虿已化成了小石子。

书生也没多想，就收入到袖袋里继续读书。一日，书生从集市上路过，很奇怪，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云开雾散，一片晴明。几位蛮人看见书生，赶紧满脸惊愕地上前作揖道，很希望看一眼先生的神珠。书生就很不在意地将袖中的小石子取出让蛮人们看。

谁知这群蛮人看后，惊喜地说，此乃“破雾珠”。商人出高价从书生手中买下了此珠后说，眼下正是雾季，我们要出海做生意，航船常被浓雾包围，有了这颗珠子，浓雾自然消散，行船便可得平安。

后来清朝一个叫陈元龙的家伙整的一本书名为《格致镜原》书中，也收录有此类的玄异段子，正说明了古来的文人相类，对于博物之学的这种探求本原一脉相承，直到清朝的文人群体也改不了他们的这种考据癖好。

父亲停柩京师，温国公司马光前来吊丧时，苏轼兄弟乘机跪求司马光老先生，求他为其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这将是家族里无上的荣耀之举）。

初时，老先生不敢应承，说以夫人之德，不是一般人能知晓其事迹的。苏轼兄弟见状，连忙取出事先写好的先母事状呈上，司马光才欣然接受。

六月初九，应苏轼的请求，宋英宗下诏赐苏洵光禄寺丞。

宋代的光禄寺丞是光禄寺卿的佐官，职位低于少卿，光禄寺卿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级别相当于今天的部级干部，丞则相当于司级上下了。不管如何，给死者颁发一个再怎么高级的官职，皇家也不用出一分一毫的俸禄，所以朝廷也乐得做这个顺水人情。

可在老百姓眼里，这项荣誉足可以光宗耀祖、流芳百世的。

在一本叫《英宗实录》的小册子里记录道，“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赠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这样的记述较为严谨与符合事实。与欧阳修为苏洵所作的墓志中“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有不小的出入，也许欧阳修是以一位文人的手笔述之，而《英宗实录》却是用史家的手笔而已，需要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本《英宗实录》小册子的作者叫王安石，字介甫。

苏轼在知史馆任职时，有一次去见宰相韩琦。

韩琦突然问苏轼道，近来经常有人向我推荐王迥这个人，苏学士如果认识此人，请谈谈此人的人品如何？苏轼想了想，只说了四个字：为人奇俊！然韩琦却不明白苏轼的意思。

直到后来，韩琦举办家宴，让家妓献唱，当听到其中有一首叫《六幺》的曲子时，韩琦才明白了苏轼的深意。因为，这首《六幺》曲中有“奇俊王家郎”之辞。其时，朝士王迥，外貌俊美，很有才思，但却少不持重，常寻花问柳、吃酒携妓，其不肖名声被传入乐府歌词中，成了类似今天的“网络红人”，可谓是臭名昭著、遗臭万年。

六月间，苏轼遵从父亲遗命，将亡妻王弗的遗骸归葬于眉山东北的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今四川眉山市土地乡苏坟山）的先母程夫人的墓旁，按方位在程夫人墓的西北约八步的距离。

先父曾对苏轼说过，王弗也算是在苏轼早年最艰难时陪苏轼一同吃苦过来的，一定不能忘了人家，并且死后要葬在程夫人墓旁。如此看来，苏轼是完成了先父的遗命了。（孔凡礼老先生认为此时的苏轼尚未归蜀，此事应为下一年事。现在不管如何，苏轼最终却是葬其妻王弗于母亲的墓旁，这是既成的事实，故先录于此）

父亲死后，苏轼兄弟二人照例要辞去官职回乡为父亲居乡守制，丁忧三年。

前面我们已说过，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礼制中，有一个名为“丁忧”的，也称为丁艰。这一礼制源于汉代，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遇父母去世，则无论这个人任何官何职，不管是当朝宰相还是七品县令，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就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而不是三年的三十六个月。

离京之前，苏轼还与姚辟留诗道别。

姚屯田，名姚辟，时任屯田员外郎。该官职是宋在工部下设置的屯田司，置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之政令及其租入种刈，兴修给纳诸事。

苏轼兄弟顺京杭大运河扶柩南下，一路过泗州（今安徽省泗县）、洪泽（今江苏淮安市洪泽区），曾泊舟樊口（今湖北省鄂州市西部），作文记述了位于樊山的圣母庙。

在经湖北石首到达江陵（今荆州），在江陵，苏轼结识了三十七岁的江陵观察推官刘挚。刘挚，字莘老，永静东光（今沧州市东光县）人。

至治平三年腊月入峡前，苏轼还在半道上遇到过李师中。李师中，字诚之，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后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

进入腊月，苏轼一行从江陵进入长江三峡，开始逆流而上，运送父亲的灵柩归葬故里。想起出峡时，还是父子三人的诗赋唱和，而今的家父虽是同舟而行，却已阴阳两隔。

治平四年正月初八，宋英宗驾崩，其二十岁的长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神”这个字，一般很少会出现在庙号谥号之中，因为毕竟古代人对于神是有信仰的。人们相信天地之中会有鬼神存在，他们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想象的，是不可得罪的，所以神一般很少出现在个人的字号中。那么问题来了，北宋皇帝赵顼，他的庙号就叫神宗，他的庙号为什么会用神字呢？

对于用神来形容宋神宗，有的人解释说，当时神宗去世，是守成派的大臣为其选定谥号。虽然守成派的大臣并不赞成宋神宗的变法革新，但是人刚刚去世，你不可能大肆批评，这就显得你为臣不忠。

所以，就想了神这么一个明褒实贬的字作为其庙号。

古时候，神有以下几种意思：

民无能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民曰神；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想来想去，宋神宗的神字应为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说当时为宋神宗上号的大臣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选了宋神宗。

历史上除了宋神宗选用神以外，另外还有一个皇帝也用了神宗，那就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为明神宗。

好笑的是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位什么也不管的皇帝，但是自有臣子张居正进行变法，使得颓废的明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而宋神宗是一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皇帝，但是其结果却远没有“甩手掌柜”的万历皇帝的结局来的好。不得不说，从这样对比来看，还是具有一些讽刺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