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儒生一般要求“通五经贯六艺“。

六艺就是要求他们必须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

其中的“乐”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乐理和乐器。

在夜行长江的航船上，苏老泉焚香敛坐，沐手抚琴，左右开弓地为两个儿子弹了“琴操十二操”的《文王操》，彼时，江空月出，琴声奇绝。

舟船顺流而下，故乡眉山渐行渐远。

船行至离泸州七十里的南井口，苏轼父子专门泊舟岸边，等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乡任孜的前来相会。

任孜，字尊圣，眉山人。以学问气节雄冠乡闾，名声与苏洵相上下。累官至光禄寺丞。这个任尊圣此时为简州平泉（今四川平泉镇）令，东坡特意泊船南井口，期待与之相见。

结果是等到天已快要黑了尚未等到，正当苏老泉悻悻地准备要走，好在任孜终于赶来了。他乡遇故知，才使得苏轼父子跋涉浩渺江湖的宦游孤独之心，于他乡得到了些许的慰藉。

船过泸州，东行一百二十余里即到合江县。

合江县今天仍属四川泸州市，是长江上游置县最早的三个县之一，今天已被认定为“千年古县”。合江县因旧称安乐县，境内有安乐山、安乐溪等名胜。安乐山在县东八十三里，也便是安乐县旧时取名的来由。

苏轼在过安乐山时，听到当地人的传说，说山上有一种树，不知是何种树木，叶子似荔枝叶那么长，每片叶子上都有文字样的图案。图案或密或疏，有点像昆虫咬噬过的痕迹，又像道士或巫师画的符篆。

就连后世的陆游也曾描述过这种树叶：黄牛庙后的树丛中，有一种叶子似冬青的又不是冬青，谁都叫不上名字。秋天的落叶上有黑色的类似符篆的文字，且每片叶子上的图案都不尽相同。

也有人说，树叶上出现了符篆，那是因为张道陵曾经在这座山上修过道的缘故。

张道陵（34—156），字辅汉，原名张陵，东汉丰县（今江苏徐州丰县）人，道教创始人。

因其最初创立的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故又称张天师。关于张道陵入蜀的原因，一是“闻蜀人多纯厚，易于教化，且多名山”，对自己创教有利；二是“闻巴蜀疹气危害人体，百姓为病疫灾厄所困”，他想用符、丹为人治病。入川后，他先居阳平山，后住鹤鸣山，最后还到了西城山、葛溃山、秦中山、昌利山、涌泉山、真都山、北平山、青城山，专门精思炼志。

关于老张曾在合江县的安乐山上修炼过的记载，很遗憾，没有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

但这也许不影响苏轼的联想，他在诗中写到：天师化去知何在，满树秋叶岂能神。

船过泸州，长江水道折而向东北方向，苏轼在船上看到两岸的山峰犹如走马，倏忽之间就过去了数百座，山形也千姿百态，有的槎牙变态，有的杂沓如奔。山上的小径远观好似萦绕的飘带。

站在船上，刚想与岸上的行人打个招呼时，小船已像飞鸟般地顺流而下，也把苏轼父子带到了渝州（今重庆）的地界。在渝州停留时，苏轼给青神县的的老乡王道矩寄了一封书信，回忆了二人曾在一起共论唐史的纯真友谊。

过涪州（古巴国，今重庆市涪陵区）时，苏轼得到一只名叫山胡的小鸟。

船过渝州、涪州，再经明月峡，就到了忠州（今重庆忠县）丰都县。

明月峡，位于四川广元嘉陵江西陵峡东段，因峡两岸的山岩多呈银白色，并和青峰、江水相辉映，使整个峡江好像镀上了一层朦胧的月光，因此得名。

峡中多奇峰怪石：有山势嵯峨半插天的天柱峰，有宏丽幽深的黄颡洞，还有茶圣陆羽称之为“天下第四泉“的蛤蟆碚，有腾空飞架的仙人桥，有裁云剪雾的青峰“三把刀“，可谓是天然的中国交通“博物馆“，也充分体现了李白笔下“蜀道难“之情形。

在丰都县，苏轼父子拜见了当地知县李长官，游览并在仙都观题了诗。

李知县告诉苏氏父子，之所以知道先生要来，是因为这山上有一头年老的山鹿，平常猛兽与猎人都无法伤到它。如若有客人远道而来，老鹿将彻夜长鸣，所以就知道了有客要来的信息，坐地守候，从来还不曾有过差错。

鹿本为瑞兽，据说鹿千年才能化为苍色，再过五百年方能变成白色，因此白色的鹿，古时以为祥瑞。

苏轼父子均感到稀奇，于是都作诗记述了此事。（其实，按现在的推断，那是李知县的情商高、会说话而已）

舟行长江中，恰逢天上忽来鹅毛大雪，作为文人的苏轼父子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父子三人就玩起了限字作诗的游戏，这就与文人的骂人不带脏字有点类似。

他们此次作诗是状雪景，但要效仿欧阳修的体例，即比喻雪不能用盐、玉、鹤、鹭、絮、蝶以及飞舞等字眼，并且也不能使用皓、白、洁、素等语。超常的难度，只能用一些类比或联想的方式去遣词造句，达到描述雪的意象。

让我们仅抽取苏轼的诗，看他是怎么写的：

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帷。沾裳细看巧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把雪的晶莹与雪天的寒冷刻画得栩栩如生。

自古以来，和苏轼一样写雪比较精彩的句子还有：面堆金井，谁调汤饼；玉满天山，难刻佩环。

在忠州境内，有座屈原塔，可苏轼抵达此处后却认为：忠州原本并无此塔，可能是后人为了追思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需要，才专门建造的。

屈原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专门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

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他被后人称为“诗魂“。

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因诗人屈原在端午节这一天死去，随意端午便演变成了中国汉族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闻一多认为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是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才出现的，而端午节很早以前便已存在。

学者胡适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因为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之前，史书上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在司马迁之前至战国屈原所在时期百几年这段时间里对屈原的记载是空白的，屈原是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才首次出现，如果真的有屈原这么一牛人，史书上不该空缺的，司马迁有可能道听途说写了个《屈原列传》。

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是在南朝的文献，而南朝离屈原跳江自尽间隔了七百多年。老百姓之所以纪念屈原，乃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罪感“文化，它是一种“耻感“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荣明耻的历史，华夏文明就是一个明辨荣辱的文明。知荣明辱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屈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文化蕴含着鲜明的荣辱观，弘扬屈原文化应从知荣明辱做起。

游览完了屈原塔，苏轼父子又游览了忠州城南数十里的长江对岸翠屏山中的望夫台。

关于“望夫台”，是一类传说的固定版本：昔人出游，数年累岁而不还，其妻登山望之，久乃化为石。

可苏轼看在眼里的却是舟行江上，人来人往，“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以“望夫石”的凝立不动，反衬出人世间熙来攘往的过客匆匆。

中国的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自屈原创立楚辞以来，相继出现了后继者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后世大诗人。

到了刘禹锡，发明了竹枝词。再到宋代的苏轼，更是对竹枝词也情有独钟。

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过来的竹枝，又名“巴渝辞““竹枝词““竹枝子“。

唐代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把民歌变成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之后人们对竹枝词越来越有好感，便有了“竹枝“的叫法。

它的特点是每句第二字俱用平声，其余的字平仄不拘。

苏轼认为竹枝词本楚声，幽怨恻怛，没有深深的悲情是断不能歌之者。

比如古楚人怀念舜帝的二妃湘夫人，思念楚怀王或者同情楚霸王项羽的这种场景，就最适合这种曲调。

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这种情调，苏轼亲自操刀做竹枝歌共九章，一章四句，第一第二第四句分别押平声韵。

由于苏轼的爷爷叫苏序，为了避开爷爷的名讳，苏轼只好把自己作于竹枝歌前的序改成了“引”，且在日后的所有作品中均是如是处理，不再赘述。

诸位若是对竹枝词感兴趣的话，可读一下刘禹锡著名的《竹枝词九首》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