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我决定在平阳某律所实习后，七月中旬的一个周六，母亲来了一趟平阳。

除了被褥衣物，她还捎了点零食、土特产，前者给陈瑶，后者当然归老贺。

当天下午，母亲在校宾馆请客，一起吃了个饭。

没办法，整个大学城都空空荡荡，连校宾馆都半死不活的，老贺说每年最烦的就是这会儿，吃个早饭都难，啥都得自己做。

我差点告诉她，我妈从来都是自己做，买早餐？

没有的事儿。

除了老贺、陈瑶，与餐的还有李阙如，以及我们的鼓手。

母亲说要还有其他落单的同学，一起喊过来得了，我问她啥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老贺说企业家当惯了都这样，这么说着她嘿嘿地笑了起来，大伙也跟着笑，我大概也只能笑了。

其实考完试，母亲没问我啥时候回去，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了。

果然，没两天老贺就联系了我，她给了四个选项，平海法院、平海律所、平阳法院、平阳律所，犹豫一阵，我还是选了第四个。

母亲夸李阙如长得好，有佛性，转脸又说，跟大姑娘似的。

后者脸蛋红扑扑的，像真是言语间就变了性，他眨巴着大眼，一副欲占又止的娇憨样。

老贺自然是美滋滋的，哪怕她连连摆手，怪母亲谬赞。

我却忍不住想笑。

确切以及坦诚地说，李阙如很富态，皮肤比大姑娘都要好，水灵水灵的，至于佛性嘛，我只会想到他老二上的那串珠子，大概是佛珠给捻到鸡巴上了吧。

李阙如难得举止文雅了一回，倒不是说以前多粗硬，而是毛躁，就那种你一眼瞅上去就知道起夜比较多的人，今天倒谨言慎行、安安静静的，起码没分分钟被他妈教导闭嘴。

席间这货甚至秀了段英语，从词根上讲了下加拿大特产熏鲑鱼与日式刺身吃法的区别，老实说以我这刚过英语四级的水平确实听不太懂。

我甚至怀疑这一段老贺是不是跟儿子在家里排练过。

母亲说留过洋的就是不一样，活学活用。

老贺脸埋在盘子里，我也不知道她是在哭还是在笑。

母亲说七月中下旬到八月初有个中国曲艺节，在杭州、南京、昆明、北京等多地举行，四十多个剧种，两百多个节目，凤舞剧团作为几个主要评剧团之一也要参与整个系列演出。

其实就是抱团巡演嘛，小算下也有二十天，“不会一跑就这么多天吧？”

我问。

“想啥呢，”母亲笑笑，“演两场歇三天，要连轴转可不得把人累死！”

这么说着，她抿口酒，随后对陈瑶悄悄说了句什么，耳垂在头部的晃动中亮晶晶的。

是的，母亲戴着耳钉，难得一见。

其实她一直有耳孔，床头柜的椿木老匣子里还有对银耳坠，但几乎从未戴过，不知是否跟当年教师着装规范有关。

记得老早，上小学的时候吧，母亲老让我拿棉签给她通耳孔，说两星期不动就会自己长上。

现在想来，何止耳坠，她连戒指都很少戴，父母结婚那会儿兴老三件，没有首饰什么的，戒指、镯子和那对耳坠据说都是三周年时补的。

奶奶说那时百货商场有银匠，自己拿银锁去，现溶现打，母亲这一套下来光加工费都出了几十块。

但这些，终究是压箱底的东西，一般没有拿出来示人的必要。

我一度以为首饰就是放在匣子里看的，直到初一时见某位同学的母亲戴着戒指才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

记得跟母亲谈起时，她说整天捏粉笔写字，戴啥啊戴。

至于现在，这些做工粗糙、样式陈旧的老古董大概也只能用来压箱底了。

饭后送别老贺，我和陈瑶陪着母亲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大学城里散了会儿步。

天还是很热，蝉濒死地叫，老榆树融化般淌出一种褐色汁液，又一路滴到地上，无比恶心。

我们在路边看台的屋檐下走，这里好歹有风，尽管偶尔会有一些不堪入目的垃圾强行掠入视线。

母亲穿了件长款印花连衣裙，及脚踝的裙摆在行进中舞个不停，透出里面的黑色衬裙和两条白腿。

我跟在后面，总能看到那俩柔软的腿窝子，它们在有些发红的天色下几乎要透出光来。

此种感觉无比怪异，我只好抹抹汗，快速挤到了两人前面，为此还挨了陈瑶一句奚落，她呲牙咧嘴地说我没眼色。

母亲只是笑笑，没说话，黑色短袖小V领很紧俏，加上裙子的高腰设计，使她的下身长得有点夸张。

陈瑶一路叽叽喳喳，恨不得拍拍翅膀飞到树杈子上，跟上次见母亲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她们偶尔说些悄悄话，当然，我也无意细听。

我问参加那什么曲艺节有没有钱拿，母亲说就是个辛苦钱，毕竟公益性质嘛，传播个文化啥的。

“不过——”她笑笑，“至少能提高点剧团的知名度，还能给咱学校打打个告，对不?”

乐队也跟过演出，所以这个节那个节的说什么公益性质都是骗傻子，毕竟观众是买票进场嘛，不过既然母亲这么说，我也没好意思喷。

“咱可是唯一的民营剧团啊，知名度啥的别家不在乎，对咱来说可是稀罕宝贝。”大概瞧出我的不忿，母亲又说。

此话倒是在理，不过我并没有急于承认，而是望向不远处的公厕：“陈瑶是不是掉里面了？”

“有点正行！”母亲皱皱眉，瞬间又笑逐颜开，她靠近我悄声说．“哎，我觉得陈瑶不错。”

“知道啊，你不早说过了？”

“说真的。”

我没说话。

母亲的五官轮廓在眼前放大，像一朵朵饱满的花。

她应该只是化了点裸妆，双唇却红红的，娇艳欲滴。

逆光中，我能看到她脸上的绒毛，甚至眼角的几缕鱼尾。

如云青丝下，耳垂珠圆玉润，耳钉呈顺时针的波浪状，正中闪烁着一些微小的晶莹颗粒，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镶钻。

“听见没？”她捅我一肘。

我夸张地“嗷”了一声，随即笑了笑。

“对人家好一点。”

“知道了，烦不烦？”

母亲切了声，往楼梯踱了两步，又转身走了回来。

“耳钉不错。”

她笑笑，不说话。

“挺好看的。”

“是吧？”

我下意识地伸手捏了捏。这么搞什么意思，鬼知道。

“哎——”母亲皱皱眉，迅速撇开了脸。

“摸摸是不是塑料的。”是的，我承认自己声音有些发抖。

“呸。”母亲白我一眼，撇了撇嘴。

我突然有种把她揽入怀中的冲动。

当然，这么搞太夸张了，仅是想想己足够夸张，令人汗如雨下。

我冲公厕方向喊了一嗓了，陈瑶没回应。

我摸摸兜里的烟，没敢掏出来。

“我爸给买的？”有个两三秒，我才问。

“你爸哪有那闲心呀。”

“那——”

“自个儿买的呗。上次录节目，颁奖那次，硬是被人贴了一对假的。”她吐口气，很快哈哈大笑起来。

我也咧嘴意思了一下，等她不笑了，我说：“再过生日，我买项链。”我冲她胸口指了指。

母亲的V领看起来空空落落的，以前倒从不觉得。

“行了，光吹牛，妈啥时候轮到你养活了？”

我刚想着攒两句俏皮话，陈瑶出来了，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看来是被里面的美妙景象成功熏陶了一把。

母亲拎拎包，没有必要地后退了一步，她看看陈瑶，又看看我，说：“你奶奶可想你，啊，过一阵儿就回家看看。”

这么说着，她又转向陈瑶：“说的是你俩！”

七月十八号正式封校，老贺给我弄了张通行证，又给找了一个空宿舍。

应该是个研究生宿舍，一楼，四个铺，阳台的防护网上锈迹斑斑，爬墙虎遮天蔽日的，连顺着水管的半面墙都冒着绿茵茵的青苔。

老实说，有点阴森森的。

但老贺说将就一下吧，有空调的可不好找。

我差点说没空调也行啊，但如你所知，老贺压根不会给你什么其他选项，如果她事先已经替你作出决定的话。

我也想过搬出去住，起码会陈瑶方便一点，除了置办行头的钱，母亲还多留了几百块，不知里面有没有房租预算。

可惜找了一通，才发现“有空调的可不好找”并不局限于学生宿舍，而这时天已热得能蒸螃蟹了。

于是我就发现了爬山虎的好，除了晚上蚊虫多点，这里简直是个仙人洞，大部分情况下连空调都不需要开。

陈瑶溜进过几次，有次正搞着，被宿管敲了门，慌慌张张地把人藏好，结果大傻逼只是送了本防火宣传手册。

在律所实际要比在法院松散一些，有事去，没事就歇。

陈瑶经常领着陈若男来找我玩，在律所附近就看电影、逛商场，在学校就打乒乓球、弹琴，再不就到西湖钓鱼，当然，不管干什么，于我而言没有太大区别，次数一多，我便自然而然地认识到自己保姆的身份了。

有次陈瑶不知从哪儿搞了对网球拍子，我们就顶着骄阳到场上浪了一回，不想一次就上了瘾。

羞愧地说，以前我一直觉得网球是项娘炮、甚至带有色情意味的运动，后者或许要归功于那些身着背心超短裙以高分贝娇喘的网坛女星们，比如莎拉波娃，谁曾想到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昵。

大暑那天，我们仨去看了《头文字D》，说实话，傻里傻气的。

陈若男也不喜欢，她说周杰伦太丑，应该让胡歌来演，姐姐笑得垂头直抹泪。

啊，这位少女喜欢仙剑，喜欢李逍遥，喜欢周笔畅，以及理所当然地讨厌李宁春。

她剪了个周笔畅式的发型，架了副黑框眼镜，像大街上那些热情洋溢的粉丝一样，数次叮嘱我一定要在哪天晚上为她心爱的偶像投上宝贵一票。

哪怕怀疑她是否真的近视，我还是点头如捣蒜。

关丁她们母亲的事，我小心翼翼地问过陈若男，不想小姑娘倒是亮敞，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全都知道，而且比她姐知道得更早更全。

“你可把我妈惹毛了。”她不高兴地说。

这话有点不论理，所以我以理据争地说：“不会吧，我一单纯的受害者，怎么就把你妈惹毛了？”

“我妈说你朝她吧唧嘴。”

“你吃东西不吧唧嘴啊？”

“还冷笑。”

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她这半截话啥意思，我笑了笑，问：“是这样？”

“那谁知道啊，”她扶扶眼镜，“反正你是把我妈惹毛了。”

“那是你妈脾气大。”

她没了音。

“你想啊，我一受害者……”

“好男不跟女斗！”她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厉害，搞得我哑口无言。半晌，我说：“你妈身手挺利落的，就是冰激凌可惜了了。”

她立马笑了：“你以为呢，我妈以前可当过警察。”

“真的呀，片儿警吧？”

“刑警。”

“你知道啥是刑警不？”

我以为问住她了，不想没一会儿，她说：“刑警就是刑警呗，还啥是刑警。”

陈若男告诉我，她可能真的要去澳洲了，考雅思的话会再等半年，要是不考，秋天就会过去，到那边读高一。

她说她不太想去，姐姐想让她去，她想让姐姐也去，姐姐又不太想去，“不，要不是因为你，我姐早就想去了。”

这么说着，她眼圈都红了。

我真不知该说点什么好。

“对我姐好点。”最后她说。

要说蹭饭，无非两个地点，老贺那儿或者陆敏那儿，当然，后者更多些。

刚放暑假那会儿，可以说是隔三差五地往那儿跑，连陈若男都带去过一次，后来慢慢就不想去了。

原因嘛，一是老蹭饭也不好意思，二是表姐夫实在有些闷，说句不好听的，像个赌气的小媳妇。

当然，这话指的不是脾气，事实上表姐夫脾气很坦，坦到难得一见，还是个全能王，不管洗衣做饭还是揉捏捶打抑或是一些常见的体育运动，他都能来两下。

就是话少，用表姐的话说她就喜欢这种性格的，但“在社交方面老公需要弄弄”。

也就喝了点酒后，那对浓眉下的小眼会刷地亮起来，他会在沙发上正襟危坐，跟你缅怀他那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

那是过去，是高峰，是辉煌，被无限放大后，裱到了金灿灿的相框里。

现实呢，他说他烦透那些无聊至死的案头工作，狗屁户口本、门牌号，为什么不索性交给派出所去做呢？

为啥非要找额们昵？

“球！”

他说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即我国的公安部门职能规划非常不合理，他有更好的方案。

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电视里总是播着《超级女声》，要不就是相关花边或者重播，表姐多半会敷着面膜躺在贵妃上。

她看着他吹，偶尔笑笑，却几乎从不插嘴。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和谐还是不和谐。

在律所跟的师父四十来岁，西政本科，勉强算老贺的师弟，说是人脉很广，可跟着他也没吃过几顿好的。

相反，他总喜欢带着我到各机关食堂蹭饭吃，碰到熟人调戏，还要死皮赖脸地怼回去，可以说相当励志了。

老贺说所里近一半律师都是他带出来的，包括年龄比他大的，也许吧。

对我，他也就问个名字、学校，谈了下老贺，随后就没什么话了。

有事唠唠叨叨，没事爱理不理，问个问题，答对了是你应该的，答错了立马嗤之以鼻。

法庭上也一样，对对方当事人、代理人就不说了，连对法官他也是看脸色，软柿子照捏不误，硬角色可劲跪舔。

综合来讲，算是一名全面性人才吧。

大概就是大暑前一天，打子午路经过时，他突然问我住哪儿。

愣了下，我说学校宿舍啊。

他问那女朋友咋办。

我不明白他啥意思。

“没女朋友？还是——不在平阳？”

我笑笑，没说话。

“嘿！”

他看看我，耷拉了一下眼皮，“反正啊，最近别往宾馆去，不管是啥旅馆了、酒店了，都不要去，宿舍能凑合就在宿舍凑合呗。啊，除非你说你只住那几个五星酒店。”

“咋了？”

“扫黄呗，刚那三星级酒店前两天就被扫了，别瞎搞——别瞎搞——”

“哦。”我说。

“还有那什么，迪厅，KTV，能少去就少去，免得到时惹一身骚，有理说不清。”

“哦。”我又说。

当然，他是多虑了，没几天，陈氏姐妹就飞澳洲避暑去了。

陈瑶略带歉意地说过一阵就回来。

她不该这么说，没有必要，反而搞得人分外尴尬。

她们走那天是周三，周四上午十点二十一分，当我从某区基层法院诉讼主楼下来时，在立案大厅正门口碰到了梁致远。

确切说是撞上，他手里的几页纸落得满地都是。

我一面道歉，一面捡，再抬起头时才发现不对劲。

梁总也很惊讶，以至丁足有一两秒那抹司空见惯的自信微笑才回到他的脸上。

他先是“啊”了一声，然后说：“哎——”你知道的，那种螺旋式上升的“哎”，通常用来表达惊喜之类的情绪。

我捏着他的两张纸，犹豫着是否该让它们再自由落体一次。

梁致远问我干啥来了，继而问我咋没回家，人概是知道我不屑回答，很快，他又自问自答，说：“实习的吧？办案了？”

我没搭理他，但也没让那两页纸再次飞出去。

推开玻璃门，我匆匆而过。

不想，梁致远索性追了出来，屁颠屁颠地，扯着嗓子喊。

三三两两的目光使我不得不停了下来。

他大喘着气，说有事跟我说。

我说我也有事，正赶着呢。

他掏纸巾出来擦汗，说真有事。

我往花坛的荫凉地走了两步，问啥事。

他不远不近地站着，抬手看了一眼表，说：“喝个茶，不耽搁，不耽搁。”

热茶没有，瓶装绿荼倒是有，想换其他口味的，还有茉莉花茶。

梁总要了瓶常温的，并没有拧开。

我不客气地要一罐冰镇青岛。

马路牙子上有风，但还是热浪滚滚，头顶的遮阳伞可笑得像个烧饼圈。

对这个环境，梁总显然不太满意，他坐小板凳上左顾右盼了好一会儿，像是在祈求老天爷能来个惊天巨变。

遗憾的是，除了飞驰而过的汽车排出一缕尾气，什么也没发生。

他解释说他是跟法务和律师一块来的，那俩人去了哪哪哪，他怎么怎么一通好等，但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老实说，他胖了点，右耳侧有了几丝白发，相信扒开会看到更多，我不知道他只是忘了染呢，还是过去的两个月里开始加速衰老。

大背头依旧，但稍显凌乱，啊，风吹乱了我的头发。

“啥事儿说吧。”喝完啤洒，我才开了口。

梁致远也开了口，但并没有说话，他呲了呲牙，继续张大，又指了指上颚。

牙挺整齐，在这个年龄段的人里也还算白，特别是门牙往右的三颗，白得闪光。

至于咽喉，那是个黑洞，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还好周围没啥人，摊主在一旁躺椅上眯着。

我真怕被当成神经病啊。

“折了三颗牙，”他耸动着脸皮，没什么表情，语调更是低沉冷淡，“右上颚骨裂，口舌挫伤。”

说到这里，他突然笑了，继而把舌头伸了出来，舷耀般地让我看那条浅白色的弧状线条。

“缝了八针。”

他不自觉地吞了下口水，与此同时右手比划了一下。

有些滑稽。

但罪状还没列完，他开始讲流了多少血、怎么固定上颚、怎么拔牙补牙、舌头像抹布以及脸如何如何肿了快一个月。

“听我说话，是不是大着舌头？”他笑笑。

“想说啥？”

“想道个歉，想给你妈道个歉，”他摘下眼镜，又开始拿纸巾擦汗，我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汗如何在褶子里被瞬间吸干，“当面大概是没指望了，就是心里不踏实，你妈……”他戛然而止，垂头好一会儿都没发出声音。

我想立马走人，胸腔里却似要爆炸一般。

他垂着头，一言不发。

我站起来，又坐下去，随后一颗颗地解开了衬衣扣子。

这个头发浓密的中年男人就那么支棱着脑袋，像个阳光下的太阳能锅盖。

我以为他睡着了。

许久，仿佛充满了电，他总算戴上眼镜，开始说话。

夏日正午的风有多碎，他的话就有多碎。

这货唠唠叨叨的，说起和母亲的种种过往，如何相恋，如何阴差阳错地各自成家，再次联系上母亲时的惊喜以及失败的婚姻中他对母亲的眷恋乃至欲望。

他声音不大，而且越说越低，偶尔沉默，吞咽几水，轻咳嗓子，最后总算拧开了那瓶康师傅绿茶，仰头就是多半瓶。

路人的围观和手机铃声都没能阻止他说下去，我作为一个听众却没由来地臊得厉害，以至于那些在心里积郁己久的疑惑都没机会抛出来。

梁致远说他不敢奢求原谅，只是恳请我能代他说声抱歉。

他又笑笑说，其实说这些挺没意思的，再多话也不是理由。

太阳升到正头顶时，他站起身来，半勾着我的肩膀说：“你也不小了，社会上都是啥人也该知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照顾好你妈，别让她受苦。”

说这话时，梁总几乎哑了嗓子。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即兴表演，但无疑此刻三千张老牛皮被磨穿了一个洞。

他说的对，千言万语也不是强奸的理由。

所以我飞起一脚，踹在了他的肚了上。

关于梁致远这个人，老贺跟我谈起过，怎么开的话头没了印象，但她那些川味重油荤菜的味道真是没的说。

她说这人嘴甜，但缺乏责任感，到底靠不住，上学那会儿她就瞧在眼里了。

这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也不知道去年跟梁总处对象的是哪个？

她说梁致远留校当过几年老师，老婆似乎也是师大的，八十年代末下海淘金潮时，他辞了职，去海南炒房，鼎盛时期也曾握有十来套房产，但免不了最后一无所有。

九十年代初回到平阳后，进某大专当了两年老师，天性闲不住，又搞过出版业，还是没啥起色，直到后来进军了房地产。

我以为她指的是建宇，不想老贺不以为然：“你以为巨无霸咋来的？还不是大鱼吃小鱼？建宇前身是啥，城建局二建，梁总是跟对了人。”

每个下午六七点钟，如果在学校的话，我一定会到网球场上扇两拍子。

多数情况下没什么人，只能自己练发球。

倒是李阙如被他爹打发去夏威夷之前，跟我搞过两局。

这逼很喜欢莎拉波娃，他甚至能抖着一身肥肉惟妙惟肖地模仿她的叫声，除了夸他天赋异禀，你还能说点什么呢。

老贺想让儿子减肥，可老贺自己就不减肥，李阙如能在跑步时溜到网球场上已算难能可贵。

所以八月初的一个傍晚，当汗流浃背的李阙如打开深绿色的防盗门，现身眼前时，我真的是大吃一惊。

那天受师父嘱托，我给老贺捎了两本台版书，大热天的，平常她都在家，也就没提前联系。

谁知“噔噔噔”地上了楼，敲了半天门，没回应。

我只好给老贺打了个电话，摩托罗拉的经典铃声在屋里隐隐响起，偏偏没人接。

好在很快室内响起一串沉重的脚步声，我也没多想，谁知来开门的是只身穿着个大裤衩的李阙如。

他比想象中的要白，要胖。

我不由自主地“靠”了一声。

他也“靠”，边“靠”边喘，边把那身肥油滴得到处都是。

我问干啥呢，这一身汗。

“跑步啊。”

如他所说，客厅拐角摆着一台跑步机，应该是新买的吧。

“够勤奋的啊。”

“那是。”他戴上耳机，很快又摘了下来。

“贺老师呢？你妈呢？”

“洗澡啊。”他指了指卫生间。我这才听到水声。

我问他啥时候回来了，或许这才是我见到他时惊讶的原因吧。

“早上五点多。”李阙如总算笑笑，然后“靠”了一声。他走向跑步机，却只是一屁股坐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