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上有什么？芦苇、高粱、玉米、野兔、孢子和狼，连大喇叭和红袖标都在这里失去了踪影……十一个大队并没几户人家，住得又分散，我们这些下放人员暂居的大队部反而成了方圆几里最大的人类聚集区……小礼庄东面是一个干涸的野湖，近千亩的芦苇丛使得它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依旧是平海最大的芦苇制品供应地。父亲他们要对付的就是这些芦苇，忙时开荒种地，闲时打苇箔、扎苇席，繁重的劳动外是排练样板戏和政治学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学习的重头戏都是自我批斗会，一般在晚上，由革委会派员监督，有时也有其他村民参加，规则很简单，就是下放人员轮番上前，一面接受批评，一面自我反省，尽管依旧光怪陆离，但对十二岁的我来说，此番场景已毫无神秘性可言……革委会扎在几公里外的邱庄大队，监督员也是邱庄村民，三十来岁，少了一只耳朵，脾气暴躁，数次他把这些”文艺黑线人物“打得站不起来，却从来没人反抗，直到有次同院的知青们看不下去，把”一只耳“揍了一顿，他才收敛了许多……所以对知青，我是心生好感的，当时我想象自己远在北大荒的姐姐也是这么英姿飒爽，虽然她曾让父母伤心过……撇开这些，在孩子眼中，世界终归是新奇的，特别是一望无垠的芦苇丛，当你站在秋天的平河大堤上，感受着眼前那片毛茸茸的海洋……到74年初夏，我己能独自一人钻进芦苇丛里，一下午摸上三四斤的苇鸲蛋，还有刚出壳的小苇鸲，现在看来残忍，但在当时却是我们为数不多能改善伙食的机会……尽管一下雨棚子里就漏水，那年夏天结束之前，母亲总算是放弃了有朝一日返回城里的奢望……”

《平海晚报》上面是一摞平阳本地报纸，彩印的头版头条几个大字分外醒目：咱沉香湖也有自己的五星级大酒店啦！

感叹号是三个，一个比一个大。

如你所料，正是宏达大酒店，从照片上看像什么外星物种落在湖畔的巨型砂锅。

据介绍，该酒店总占地82亩，涵盖餐饮、住宿、洗浴、观光以及各种水上娱乐设施，“可谓综合性度假酒店的集大成者”。

有意思的是，鼓吹奢华之外，报道又说，别看五星级，酒店对外提供了诸多平价餐饮和平价服务，酒店副总经理接受采访时表示，既然选择开在景区，当然是为广大游客服务的，满足大众需求永远会放在我们的第一位。

整篇报道文笔华丽、内容丰富、叙事老练、跌宕起伏，令人深深折服。

我点上一支烟，说：“平价好啊。”

“怎么可能平价？”陈瑶不屑地歪了一下嘴，“平价菜可不一定卖平价。”

她说的很有道埋，我想反驳，却无话可说，只能“靠”一声，在身前的小屁股上捏了一把。

五月三号当晚陈瑶发短信来报个平安后，便再无音讯，我没事撂过去的短信和QQ也石沉大海，但在当时，这些并没引起我的注意——老实说，对那几天里焦头烂额的我来说，一切都如初夏的晚风抚起窗帘般稀松平常。

等回到平阳再联系，电话却没人接，一连几个都是如此，近两年来第一次，我背着包站在光滑如镜的柏油路面上时没能见到陈瑶。

在去往陈瑶宿舍的路上，我又打了个电话，这次通了，她说自己不在学校，好吧。

之后好几天都是这么一种非正常状态，电话要么没人接，要么干脆挂断，再不就是各种“忙”——她说系里有个项目，忙得要死。

我去过八号宿舍楼下，也去过陈瑶经常上课的几个教室，始终没能见到人。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被人绑着挠脚心，愤怒却又无力。

终于，某个周六傍晚，我又跑到了陈瑶宿舍楼下，默默弹了会儿琴后，开始冲着五楼阳台喊——搁过去，我会觉得此种行为傻逼得没救吧。

好在一段时间后，总算有了同应——尽管一早目标阳台就不时人头攒动——她们说她不在。

我只好继续喊。

她们说她真的不在，“你回去吧”，这话说得特真诚。

我停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灌了口水，然后陈瑶就出来了，毫无征兆。

她站在一盆仙人掌后，挠了挠额头，之后便垂下手臂，再无动作。

没人说话，大白体恤在昏黄的路灯之上闪烁着朦胧的白光，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那一刻，心里还是像个糠心的萝卜，一下就空掉了。

不想运动会第三天，3000米决赛前，陈瑶又出现在操场上。

这搞得我分外紧张，除了两次抢跑，更是在比赛中忍不住去搜寻那个熟悉的身影，生怕看花了眼。

跑下来，陈瑶娴熟地递水、擦汗，要不是那紧抿着的嘴，我真怀疑过去的一周多是自己的错觉。

陈瑶说她请客吃饭，我说我来吧，她没说话，直到穿过小树林，踏上西湖的石子路时，她才说：“你请就你请呗，老娘又不傻！”

我瞅她一眼，她也看我，撇开，很快又侧过脸来，翻了个白眼。

笑声延迟了好几秒，但终归在碎削的阳光里弹跳开来，回响于耳畔，经久不息。

我攥着初夏的鸟叫虫呜，顿觉身轻如燕。

到了饭桌上，陈瑶的话就多了起来，各色八卦瘫在眼前，被掰扯得晶莹剔透。

她说王伟超人不错，就是太胖，说那个南京李志又出新专了，还是白费，说王菲要再婚，李亚鹏怎么也比窦唯强吧。

食物和话语伴着陈瑶活灵活现的表情，在油腻的人声鼎沸中恣意飞扬，这些，足以让人愉快。

我干了一杯又一杯啤洒，让老板把头顶的风扇再开大一点。

只是去澳洲留学那档子事，我大概永远也问不出口。

饭桌上，陈瑶还提起平阳某郊县副县长的事，说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都能挪用公款一两千万，真的假的，也太夸张了吧。

是有些夸张，但恐怕真得不能更真了，所谓庙小阴风大，池浅王八多。

其实三月份就案发了，五月初才让媒体给曝了出来，该副县长贪污六百多万，先后挪用两千四百多万财政扶贫拨款，分十余次赴澳门，最后给赌了个一分不剩。

据刑诉法老师透露，有好几次回程路费都是赌场赠送的。

此事因案情重大，影响恶劣，北京派了巡视组下来，督导案件侦办。

刑诉法老师说没准儿这次是刨到王八窝了，该县光挂职副县长就有十一人之多，更别说这类挺洋气的赌博案件绝不会是孤例。

自打录完音，小样就一直处于搁置状态，大波忙着论文答辩，其他人也各有各的事，连排练都停了，如果不是沈艳茹打电话来，再过一阵我会忘了这茬也说不定。

她问我们到底什么想法，老实说，我们——起码我，还真没什么想法。

她就给我举了几个小样运作的例子，涅磐、石玫瑰什么的，我也给她举了几个小样运作的例子，盘古、腰什么的，说这话时我确实有些不服气。

白毛衣就笑了，她给我接了杯水，反问我现在的摇滚期刊还有以前的影响力吗。

“早两年还差不多。”

她双臂抱胸，顺势靠在桌沿。

我抬头瞥了眼那对高耸的轮廓，又迅速尴尬地移开视线。

我摸着一次性纸杯，转了又转，啥也没说出来。

沈老师畅怀穿了件蓝条纹衬衫，里面是件白色打底T恤，下身一条宝蓝色牛仔马裤，脚蹬一双低跟绑带凉鞋，说是青春洋溢也不为过。

她让我把母带先拿回去，别放她这儿弄丢了，以后想混音了，她再给我们找人，“前一阵不吭声，现在人家手头事儿多，等啥时候闲了再说吧。”

这么说着，白毛衣踱了几步，把地板踩得噔噔响，再转过身来时，她就谈起了母亲。

她问母亲最近好不好，又问了问剧团、艺校那些事。

我笼统地答了几句，也算是有一说一吧。

她说那个凤舞艺校她去年冬天去过一次，那会儿教学楼刚完工。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除了笑着“哦”了两声也无话可说。

她一步步走近，说：“你妈是个有想法的人。”

我本想替母亲谦虚两句，又觉得不合时宜，最后还是放弃了。

半晌，我问白毛衣对戏曲也有研究啊。

她说研究谈不上，打小川剧没少看，在北京念书时也正赶上京剧大热。

“不过，”她笑了笑，一屁股坐到了桌沿，“在英国那会儿，埃塞克斯大学有个中国戏曲研究协会，我可当了一年理事哩。”

经过十来天的折腾，论文项目总算选题完毕，老贺鼓励大家好好写，说要是整得好到时都有奖金拿。

至于多少奖金，她却笑而不答，可以说非常老贺了。

在她的参考下，我列了个“司法判例和土地交易制度”的题目，说实话，大而无当不说，跟母题“土地价格的法律分析”己相去甚远。

但既然老贺都没说什么，我又能说点什么呢，我又何必说点什么呢。

就这个题目，老贺还即兴给我列了个书单，波斯纳、埃尔克森啥的，得有十来本。

我站一旁，看她撅屁股趴办公桌上写，嘴里还念念有词。

写着写着她就笑了，抿了会儿嘴，又开始笑。

我觉得一种神秘力量操纵了她。

果然，没一会儿老贺让我给她续杯水。

等恭敬地递上水，她把纸条拍过来，说：“拿着，这下心里边儿踏实了吧。”

我没说话，因为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么一大摞书，”老贺比划了一下，“你想想，到图书馆全挑出来，一个学期都不怕没事儿干了，还不踏实？”

说完，她挺挺胸，伸了个懒腰。

听说最近连老贺都开始晨练了，可喜可贺。

为纪念xxx诞辰100周年，5月21日，省都市频道举办了一个电视大奖赛，戏曲、相声、舞蹈、唱歌等等分门别类，各自评奖，最高奖金三万块。

别看说得头头是道，我也是前一天，也就是周五下午才知道的，当时正在操场上打球，母亲来了一个电话，说她在平阳——不光她，半个剧团都在。

我以为又是什么包场演出，不想母亲说她正在省电视台七号演播厅——“门外，”她笑了笑，“你俩要想过来，趁早。”

七号演播厅基本快到西三环了，跟陈瑶商量了一下，我俩也就没过去，通俗点说，为一顿饭跑那么远不值当。

结果这什么大奖赛一折腾就是快两天，到周日上午十点半时，母亲总算通知我，午饭订在人民路上，十二点准时开吃，过期不候，吓得我跟陈瑶打个的就杀了过去。

人民路中段以脏乱差闻名，据陈瑶说这里有几个好馆子，我们所在的这个清真羊肉便是其中之一，“你妈能找到这儿也是厉害”。

除了青霞，剧团的几个项梁柱都在，还带了两个小演员，此外就是表姐和准表姐夫了，我俩前脚刚进，他俩后脚就跟了进来，双方都是一声惊呼。

理所当然，我的光头引起了一众围观，开饭前的十来分钟里，浅灰色的棒球帽被揭起了无数次。

大家观摩，赞赏，然后就是哄笑。

张凤棠表示我这个新造型能直接在戏里演个和尚，他们就又笑了起来，陈瑶险些岔了气——有些过分了。

唯独母亲不太满意，嫌我搞怪，“是不是想学那周什么鸥？”

她说。

她指的是零点的周晓鸥，虽然并无恶意，我还是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就红了脸。

好在羊肉不错，大家也是频频称赞，小郑搞完洒桌上的场面话后连饮三杯，说电视台这些人效率太低，而且对戏曲从业者不尊重，“不过嘛，好歹三万块钱到手了。”

他红着脸，从碗碟间抬起头来，用普通话说。

我瞅瞅母亲，她笑着眨了眨眼：“咱们主要目的还是给剧团，给学校，打个广告，啥钱不钱的。”

又是哄堂大笑——旗开得胜让人愉悦。

二十个人吧，分了三桌，母亲跟演员们坐一桌，老的老，小的小的，我们这桌除了张凤棠一家，还捎了个郑向东。

不知谁挑话头，谈起了xxx，于是我问他一个江苏人，跟平阳有啥关系。

张凤棠撇撇嘴，说可有关系，却半晌憋不出个屁来，得亏表姐开了腔。

她说文革头几年xxx就下放在平阳某郊县农场，天天就是喂猪，挖藕。

“你忘了，”母亲扭过脸来，扬扬手，“前几年……”这时《寄印传奇》突然响了起来，她抿了抿嘴，埋头去掏手机。

我强迫自己盯着红油里上下翻滚的羊肉，不去看她。

母亲挂断没接。

“早几年啊，平阳的很多藕粉都打着xxx的招牌，你忘了？”

“早几年？起码快十年前！”一个琴师转向我，“你妈过得……”

母亲笑了笑，拿纸巾点点嘴，她刚想说点什么，《寄印传奇》又响了起来。

我慌忙去给陈瑶掇菜，“你不是能吃吗，”我笑得呵呵呵的，“多吃点，多吃点。”

等待了两三秒，母亲终究是起身，踱了出去。

铃声消失了，但并没有人声传来，或许是此间的肉香太过浓厚。

得有个五六分钟，母亲才回来，她轻甩着手，应该是去了趟卫生间。

我看着这个身着白衬衣西服裙的女人关门、行走，轻盈地落座，直到她撇过脸来，我才猛吞了一大块羊肉，我想找人碰个杯，不管是郑向东、准表姐夫还是随便哪个谁。

张凤棠私下给我说表姐的事都办妥了，生辰八字都看过了，回去就挑个好日了，赶快把事办了，也算了了她爹的一桩心愿，“省得天天来烦我”。

至于“表姐的事”包不包括准表姐夫的工作，我没问，或许也没必要问，尽管依旧沉默寡言，一旁的白面汉了无疑是一脸幸福的。

关于准表姐夫转业的事，七号早晨我问过母亲，她说能帮就帮，帮不了咱也没办法，我说我姨怎么那样啊，整天搞得跟谁欠她一样，母亲笑笑，说一人一个性格啊，你姨啥人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我并没有提及梁致远，不知是觉得张凤棠的说法过于荒唐，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这次黄金周归来，倒是在球场上见过一次陈晨，虽然没在一块打球。

他以一种极小的幅度冲我点了点头，面无表情，不知道的准以为这货害了颈椎病，犹豫了下，我也冲他点了点，算是有样学样吧。

奇怪的是，李阙如似乎许久没跟艺术学院的高材生们混一起了，至少我是没碰到过，不多的几次见面都是在教学楼里，他挎着包仰着方脸走在人流中，一头鸡巴毛飘逸如故。

我只能揣测，这孙子怕是被老贺给教育过来了，从她老在我身上耍得那些手段可见一斑。

另一位老乡是真的大忙人，没准还在哪哪哪写生，好一阵都没露个面。

然而这个周一下午，他还是毫无征兆地出现了，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他从足球场蹦到篮球场上，扬言要给我画幅肖像画。

这个说实话，正常人都是百般推脱的，大庭广众之下，摆个Pose，实在太难为情。

“难为情就要表现出来，最好表现出来，”李俊奇摘下我的棒球帽，又戴上，最后还是摘了下来，“只有捕捉到你的难为情我才算画到点上。”

他一脸严肃，以至于让来一根软中华时，我都不好意思接过去了。

三万元奖金并没有真的发到手里，于是5月27日下午，母亲又来了一次平阳，参加那个什么大奖赛的颁奖典礼。

我到校门口时五点出头，母亲应该已经等了一会儿，米色阔腿裤在石狮的阴影里，在平阳的风中舞得煞是欢快。

她顺路给我捎了点粽子和糖油煎饼——当然，说是给陈瑶捎的可能更确切些——装在丹尼斯的透明包装袋里，看起来很有分量。

“这不离端午还早着呢？”我把它们攥在手里，可劲颠了颠。

“吃个粽子还得等到端午啊？”母亲切了一声，很快又笑了起来，“前两天刚上供——不能放，你俩可得抓点紧。”

“想吃完那还不太容易，到处都是大嘴。”我也笑。

“嗯，就你大方，”母亲头发又盘了起来，脑后的碎发滚啊滚的，让人忍不住想摸一下，“哎，陈瑶呢？”

“有课，一会儿就能出来。”

“那——”她伸头往学校里面看了看，又转向我，“妈先走？”

“急啥，不吃个饭？颁奖不明天哩？”我放起了连珠炮。

“有点事儿要办，”母亲轻叹口气，握着墨镜的手背在身后，走了两步，她又停了下来“明儿个吧，啥地方你俩先选好，啊？”

我没说话。

太阳很亮，母亲伸手挡了挡脸。

她上身是件绿色长袖T恤，扎在裤子里，臀部的轮廓看起来很显眼。

脚上是双银色细高跟，踩着柏油路面像一下下敲击着玻璃，让人烦躁莫名。

我们穿过三三两两的人，像是穿过沙漠中的仙人掌丛。

她的影了拉得老长，以至于我忍不住回头瞧了好几眼。

直到进了停车场，我才问母亲到底有啥事。

“打听那么细干啥，”她戴上黑镜，回头瞥我一眼，“反正约了人了。”

随着一口叹出的气，她拉开车门，环视一周后，又转过身来：“就是谈点事儿。”

当意识到自己皱着眉时，我强迫它们舒展开来。我张张嘴，还是什么都没说。

“走了。”母亲摘下墨镜，冲我笑笑，很快又戴上。

风熔化在阳光里，似乎更为猛烈，蔫不拉几的人们四下走动，拧着眉，眯着眼，却又悄无声息。

或许，此时此刻，只有我的运动T恤在猎猎作响。

打的花了点时间，因为的哥在打瞌睡，当我转身去找其他车时，他又抹抹哈喇子，堵了上来。

直到上了文汇路，我们才看到毕加索。

有两条主干道都在修高架，一通七拐八绕，最后还是进了行政新区。

的哥不时通过后视镜扫我一眼，不知是棒球帽还是我手里的食物吸引了他。

陈瑶打电话来问我人在哪，我说出来办点事，一会儿就回去，“早说啊，”她吼道，“害我一通好找！”

挂了电话没两分钟，母亲就调头驶上了一条水泥甬道，途中她停下来跟路人说了几句，后来就拐进了一个环状停车场。

稍等片刻，的哥也径直开了进去。

然而不等他停车，母亲就朝入口踱了过来，边走边打电话，没几步，她又返回，从车里拎了个包出来。

透过玻璃，我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母亲握着手机，回头扫了一眼停车场。

她腰很细，腿很长，肥臀扭了又扭，说不好为什么，我突然就觉得，这不是我印象中的母亲。

母亲进了一个饭店（上书“桑园饭店”），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大堂一番走动后顺着楼梯消失得无影无踪。

又过了四五分钟，我才走了进去。

撇开大堂门廊，里面是个圆形空间，头顶张着一个巨大的玻璃天窗，底下正中砌了个假山池，喷泉搞得很飘逸，怎么看都像一只漏尿的膀胱。

围绕着假山池的，除了两只水鸟和铅灰色的阳光外，便是一桌桌胡吃海塞的男男女女。

我在里面杵了会儿，看了看大堂服务员，最后还是走了出来。

半个钟头后，实在忍无可忍，我又进去了一次，我甚至询问前台某位女士在三十八分钟前去了哪个包间，我描述得很详细，但事实上，压根就没人理我。

足足过了俩钟头，母亲都没能出来，陈瑶说她饿死了，我说母亲今天不走，明天才请吃饭，“早说啊你！”

她又吼道。

我却丝毫不觉得饿，那一兜粽子和煎饼伴着大堂里的莫名味道，让我胃里直翻腾。

绕着一楼转了一圈后，我上了二楼，然后是三楼、四楼，难说过了多久，随着一阵七弯八曲，眼前骤然出现一座室内天桥。

穿过天桥，适才的喧闹都渐渐消失，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踏入了另一番天地。

红色木门，金色门牌号，看样子似是酒店客房，但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供我证明一下自己的判断。

没头苍蝇般，又是一通东跌西撞，大概七八分钟后，我才找个出口，钻了出来。

保安防贼一样盯着我。

我摘下棒球帽，扇了晌，又戴了上去。

眼前是一片停车场，透过朦胧的塑料顶棚，远远能看到平阳大厦，难能可贵，我总算发现自己在中央公园附近。

半分钟后，我看到了熟悉的青石门洞，再后来那辆凌志LS430便跃入眼帘，它停放的位置似乎都一成不变。

我攥紧手里的粽子和油煎，称重般颠了又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