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四年，得益于充足的降水和不那么多的蝗虫，以及粮食作物的改良，辽河平原秋粮丰收。

拳头大小的土豆黄橙橙的玉米，以及沉甸甸的稻谷，堆满了辽东各个州府县的谷仓。管粮食的小吏裂开嘴角傻笑，临近的草原牧场牛马驃肥身健，民政官员统计说，大型牲畜数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不止·····

辽东可谓风调雨顺。

仿佛是上天眷顾命运多舛的穿越者，仿佛是真武神眷顾多灾多难的大齐，要给太上皇一个惊喜。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否极泰来，帝国的一切都在慢慢变好时，变故却再次发生了。

九月初，在大齐统治核心，在铁岭清河等地，发生了农户对农会的叛乱活动。

那些原先老实巴交坚决拥护大齐的农户，将收获的土豆稻谷藏在自家柜子里，埋在后院地窖里，拒不上交给农会，按照农会余粮征调制度，普通农户需要上缴当年收成的七成左右将无偿上缴给农会。

农会派人进入各家各户强征粮食，遭到许多农户的坚决反抗，一些退伍老兵也加入反抗队列中。

最终，酿成铁岭等地大规模的农户叛乱。

帝国之所以如此沉重剥削老区百姓，是因为近几年发生的几场大战都在北方，比如和朝鲜的战事，和罗刹鬼的战事，以及准备报复倭国的军事行动。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

粮草，是支撑东征西讨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要维持帝国战争烈度——即要满足同时发动三场局部战争的能力——辽东和关内百姓都需要勒紧裤带，节约每一粒粮食，以供应前线部队。

除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百姓还需承担工业积累造成的农业消耗，以及在湖广修筑的天心城。

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最后，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户身上。

武定皇帝主政时，曾经多次减免农户负担，施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孙传庭等人迫于后勤压力，不断加重赋税，直到百姓难以为继。

齐国存在不过才十五年时间，这短短十几年中，至少爆发了五次针对帝国的大规模农民暴动，小规模的叛乱更是数不胜数。

距离穿越者的皇图霸业越近，百姓的负担便越重，直至全面崩溃。

好在刘招孙从一开始便适应了崩溃。对他来说，只是一次次考验。

再苦一苦百姓，在这里并不是梦呓和影视剧台词，而是某种迫切的政治经济现实。

每当夜深人静，与嫔妃们缠绵悱恻结束时，刘招孙扪心自问，总会安慰自己说，古往今来，所有帝国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英国是这样，法国是这样，俄国是这样，大齐，也概莫能外。

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仁宗时代，帝国解密档案，才为世人提供了了解太祖统治时期，农户暴动主要成因。

在这份绝密档案中提到，太初四年（1636年）5月受命前往铁岭平定农民暴动的第二兵团主官邓长雄，在写给太上皇的有关该省农户暴动的奏章中指出：

“这次暴动（即铁岭暴动）的主要原因，和关内其他府县的情况是一样的，是对余粮收集制不满和农会横征暴敛、粗暴推行余粮造成的。”

“余粮收集制”，是大齐在武定初年推行的一项军事政策，后世也称之为“粮食摊派制”。

尽管武定皇帝在继位之初向天下百姓描绘了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世界，但事实上，这样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是不可能完成的，至少在刘招孙有生之年（两百年内）是不可能看到的。

理论和现实一旦发生冲突，现实便会用强大的力量将理论扭曲，进而让理论适应现实。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大齐王朝派到各地农会收粮的征粮队，在收集所谓“农民们的余粮”过程中，通常采用暴力手段，强行征集农民手中的粮食，包括他们用以活命的口粮和来年播种用的种子粮。

帝国的战争没有一刻停歇，所以征收也不可能放缓，尽管朝鲜和南明每年向大齐支付巨额的银两、粮食以及各种物资，然而对于这样一架不断扩张膨胀的战争机器来说，那点岁币物资不过是杯水车薪。

而且，帝国派往朝鲜四道的军队，基本都是负收益，占领朝鲜人地盘的成本，远高于当地能支付齐军的授意，所以，准确来说，在收割东南亚和日本之前，帝国将不得不长期对国内百姓收割，这种收割不仅仅局限于富户。

国用不足则虐之于民，余粮收集制度自然激起了各地农户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引发了无数场暴动。

总之，大齐帝国农业的集体化（也就是成立农会）和余粮收集制度，是一场统治运动，本质上，不外乎是对农民进行国内殖民化。

通过《齐朝田亩制度》，确保全国各地农产平，源源不断流入国家的粮仓和农场，为帝国穷兵黩武提供了物资保障，也为工坊、学堂主导的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

通俗点讲，便是牺牲上千万农户，换取穿越者所谓的王道霸业。

大齐农户也不傻，既然辛辛苦苦种的粮食都属于大齐，归于帝国，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去战场当炮灰？

图分配的那几口窝窝头，还是图军队发下来的铁片勋章？

越是越来越多的农户宰了牛马牲畜、砸了铁锹农具、焚了种子作物，破罐子破摔，只求一死。

当然，孙传庭对付这些“懒惰者”，做法也非常粗暴，直接让他们去库页岛垦荒，去西伯利亚挖土豆。

短短几年时间，孙传庭这套操作下来，帝国农户生产积极性没了，农作工具不足了，作物种子也不够了。

后果就是太初三年大饥荒，太初四年大暴动。

朝廷预想的把农户集中起来种大地，用蒸汽机灌溉耕种，提高产量的宏伟计划，也全部泡汤。

残酷的现实，对户部尤其是孙传庭来说，不啻为一记响亮的耳光，难道说《齐朝田亩制度》错了？

难道说帝国统治的基础不够牢固？

难道说武定皇帝统治没有合法性？

孙传庭很清楚，打谁的脸也不能打太上皇的脸，打了太上皇的脸，不知又要死多少人。

马士英则表示，余粮收集制作用巨大，不能取消。

于是，更多的征粮队被派出去。

农民最后一口饭也被迫交了出去。

于是，更大规模的暴动发生了。